通过对23种中文新闻传播学核心期刊或综合期刊专栏论文的筛选和聚类，本文从新闻理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主流媒体效能评估、中国新闻业、新闻生产、新闻从业者、新闻消费、中国新闻史等八个话题，大致勾勒过去一年智能传播语境对中国新闻学研究重点和议题的影响与塑造。
《国际新闻界》新闻学年度综述课题组成员包括：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束开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惠一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赵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2025年，国内学术界对新闻理论研究的观照视野进一步拓展，学科发展的自主与自足逻辑是中国新闻学的“根脉”，围绕此而建立的标识性概念体系则是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的“枝干”，而面对数智传播语境的全面嵌入与冲击，如何提炼出更有理论潜力的概念群、构建数字新闻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这关系到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回应前沿现实与未来发展的学术能力。
中国新闻理论的核心气质蕴含着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性。一方面，是在“名正”合法性构建与民本思想的指导下，继承古代采风、邸报等传播形式和内容，以治平之学为引导，使新闻事业与本土民本思想形成内在联结，为西学新知的引入创造正统话语空间，进而确立的学科身份。同时，在现代新闻学视野下，作为一门外来学科，中国新闻学并非简单地对西方新闻学的复制。在学科构建过程中，新闻理论围绕舆论展开，新闻真实不仅成为新闻报道的客观基础，更服务于政治沟通与社会动员（刘冉冉，王润泽，2025）。进入新时代，如何建构中国新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是新闻理论研究承前启后的关键命题。但新闻理论体系的生成与构建并非基于理论演绎或论辩式的学术生产逻辑，避免理论和实践的割裂。研究者认为，长期以来新闻理论界与新闻实践界之间的认知错位，既反映出新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有机结合程度不高，也折射出业界对新闻基础理论研究品性的误解，急于求成或经验主义式的立竿见影和见刀下菜不是新闻理论的气质（杨保军，2025a）。在此基础上，新闻学之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关键指向是，作为“学”的新闻知识、新闻理论，能够通过一定的中介环节被新闻实践主体运用到新闻实际活动中去，这是当代中国新闻学整体转型与学术自主性的基本目标和重要任务（杨保军，2025b）。
有鉴于此，基于本土语境与历史方位，深刻把握中国新闻理论的标识性概念是实现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有机统一的重要抓手。在中国新闻理论体系中，新闻舆论、党媒以及媒体融合作为三大标识概念，是对中国特色归属的指认和对新闻学知识共同体普遍共识的体现，也是中国新闻学当代性和历史性交融的表征（杨保军，宋健林，2025）。除此之外，如何保持标识概念的理论生命力和国际对话能力？回望中国新闻学发展的近代历史情境，作为本土创生概念的“报格”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个案，“报格”是将儒家道德标准投射于报刊等新闻媒体机构，形成以人格品评统摄批判、强调重义守节的本土化媒介伦理话语。以历史的后视镜观之，“报格”概念的边缘化和式微，深刻揭示了本土概念实现创造性转化与有效理论化所面临的深层结构性障碍，本土概念的生命力最终取决于其能否被有机融入学科知识生产的核心逻辑链，正视并积极弥合与全球主流知识体系间的视域差异，而非孤立于知识体系边缘的标本（李滨，郭宇楹，范双武，2025）。类似“报格”的概念孤岛现象并非特例，当前新闻理论研究中存在着大量以“新闻”代表常数，“X”表示变量的“X新闻”概念群，然而X 新闻概念经由业界经验直接转化为学术概念的居多，使用这些概念的研究较少关注到其与已有类似理论和概念之间的勾连，由此产生了概念的混用和误用现象。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部分由于遵循实证主义逻辑对短暂新闻实践现象的静态、碎片化的裁剪和提炼，这使得新闻概念群呈现出时效性有余，而学术生命力不足的逻辑悖论（杨鹏成，朱姿伊，2025）。
对上述现象产生的根源逻辑与问题的解决，关涉到数字和智能传播语境下中国以及全球新闻学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此，研究者聚焦数字新闻时代的新闻求真命题。对数智语境下新闻真相的把握，在于从传统新闻机构的中心化聚合到多元行动者的分布式聚合这一新闻求真路径的认识论转型。这种分布式新闻求真，实际上是基于特定事件所形成的临时性认知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y），关键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多元行动者的认知能够收敛而不是极化，什么条件下收敛所形成的共识能够逼近真相而非远离线a）。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闻求真认识论的确立，对于弥合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新闻真实之间的认知冲突亦有裨益。包括传统新闻机构在内的多元行动者对新闻真实认知权威的争夺，核心是不同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博弈，由此形成的认知隔离和认知支配均体现为对新闻认识论纯净化的努力。但这种纯化努力并不能挽救当前新闻文化权威的认知危机。对此，研究者主张跳脱出主观－客观、真实－虚假、理性－情感、公共－营利的二元认识论，转向认知混合的多元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在本体论层面坚持新闻真实的现实主义立场，而在新闻认识论的正当性层面遵循建构主义立场，谋求多元行动者的共同接受与共同行动（梁轩，吴飞，2025b）。具体到算法机制对新闻作为一种知识型的认识论更新，当前的数字新闻已经突破帕克意义上的新闻知识型认知框架，算法系统作为新闻知识型更新的认知基础设施，其背后的数据革新文化与新闻业强势文化传统之间的交互方式呈现为新闻业能动认知下的主动渗透，非技术闯入下的被动渗透，但空间强度不均衡的渗透状态（万旭琪，2025）。在方法论层面，新闻生产社会学的民族志及其理论化方式，需要被进一步革新。研究者（王敏，2025）认为，借鉴ANT的实践建构立场有利于实现新闻生产民族志方法论的结构转型，以“走出新闻室”的方式，观照新闻生产网络中异质化行动者之间的实践过程。这种方法论的转换，有助于整合建构论与实在论的本体论观念冲突，在“自然－社会”的无缝之网中，以关系、事件和过程的思路探索更具建设性的建构主义路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标志着我国主流媒体改革进入深水区（胡正荣，2025）。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这一论断既是对新闻生产力快速发展的生产关系层面的及时回应，也是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具体而言，当前主流媒体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主要源于新闻生产资料占有与分配的不均衡、新闻产品供需关系的脱节与用户主体性的缺席，以及劳动关系长期受制于机械化生产流程与僵化评价机制，从而制约了新闻生产的创新活力（涂凌波，杨靖毅，2025）。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来看，主流媒体长期实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模式，在市场化运作过程中内含多重制度逻辑与权力结构的博弈，而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媒体企业层面的推进思路亦不明晰。与此同时，主流媒体的智能化转型在实践中未能实现技术接口与媒体工作流程的互嵌（郭全中，李黎，2025）。研究者进一步聚焦系统性变革中的“人”，研究发现，新闻从业者在上述变革过程中普遍面临职业理想弱化、制度公平感不足、内容使命偏移以及技术支持缺位等多重困境。对此，研究者主张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亟须将“人”确立为系统建构的逻辑起点与价值终点（倪彬彬，张雨桐，张铮，2025）。
面对逐渐深入和全面的新闻数字化趋势，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如何有效适应数字技术革命？有研究通过对国内数十家主流媒体负责人的访谈调研，提出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三条主要路径：其一，以智能技术赋能内容生产与分发机制，提升系统性变革的整体传播效能；其二，通过平台关系整合，构建有利于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协同生态；其三，在数据维度上，以“流量与效果”为核心指标，夯实主流媒体评价体系的政策基底，从而推动适应全媒体生产与传播的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建设（张志安，冉桢，2025）。在此基础上，相关研究进一步指出，主流媒体的智能化转型立足于大模型时代的技术语境，是一种政策主导下的市场驱动型创新（张志安，廖翔，2025）。主流媒体应当遵循“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超人工智能”的总体演进路径，重点通过适应性创新、技术堆栈优化与生态系统拓展，逐步构建智能全媒体体系（吕铠，李康跃，2025）。不过，亦有研究提出省思，在AI时代，主流媒体的变革不应仅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的“术”，而必须首先回到价值信念与理论自觉等根源性的“道”之维。在此基础上通过融媒体实践的深化，能够充分发挥主流媒体作为主流价值观引领者与高质量内容供给者的应然定位与结构性优势（朱鸿军，王涛亦，2025）。
此外，从观念认知及其变革层面发问能够为理解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打开新的实践与理论视野。对此，有研究者（王斌，路文廷，2025）提出“信息生态认知力”的概念，包含系统性认知、适应性能力、涌现式理解与公共价值导向等维度，认为主流媒体应当完成从传统“信息传播中介”向“认知基础设施”的转型，并与其他知识生产行业协同，构建一种连接个体经验与集体理性的“社会神经网络”。与之相呼应，这种转型路径可以概括为从“连接”走向“融通”。所谓“融通”不仅是一种行动策略或组织方式，更体现为一种具有情感向度的价值形态，即在既有关系连接的基础上，主流媒体能够促使新闻产品所承载的正向情感与主流价值深入人心，进而推动主流价值观的广泛传播、主流话语体系的建构以及主流舆论格局的塑造（蔡雯，伊俊铭，2025）。基于此，中国主流媒体客户端命名方式的研究为这种认知路径的转型提供了具体例证。研究发现，主流媒体在客户端命名实践中实现了从继承“传统”到重塑“地方”、从融合“介质”到延展“新闻”的转变。通过这种更为亲受众、亲市场的符号策略，主流媒体得以在新的传播环境中重塑自身的“合法性身份”，引导受众对自我身份与媒体角色的重新认知（江潞潞，2025）。
在数智技术语境下，我国主流媒体正在经历结构化的、深层次的转型变革。2014年，新型主流媒体战略正式提出，历经十年，如何评价新型主流媒体的发展方向、内容生产质量以及舆论引导能力？围绕上述问题，研发并构建包括县级融媒体在内的主流媒体效能评估指标或量表，是中国新闻学术界积极回应新闻业界实践命题的重要方式。对此，研究者主要从媒体公信力、智能化发展评价指标、国际传播效果以及县级融媒体参与地方治理的效果评价等不同维度来横向拓展与纵向贯通我国主流媒体的发展效能评价体系。
首先，构建科学系统的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估量表，旨在解决传统评价工具难以适配新传播场域与新型主流媒体的问题。对此，有研究者（胡阳，强月新，2025）立足中国本土的社会情境框架与传播体系，提出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的二阶四维度评价指标，即“真实性/专业性”“国家形象/权威性”“公共价值”“播发技巧”。其中，“公共价值”维度是传统主流媒体公信力构建在“社会关怀”基础上进阶为涵盖公共参与、社会治理理念的“公共价值”。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此评价指标体系超越职业准则指标，正视中西方媒体公信力评价中的制度文化区隔，在指标体系中体现中国主流媒体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主体及其公信力构建逻辑。其次，在智能技术深度融入媒体领域的当下，人机传播成为新型主流媒体智能化发展的重要方向。对此，有研究者（李康跃，吕尚彬，2025）从内容生产智能化、内容分发智能化、人机交互智能化以及人机对齐智能化四个维度构建了人机传播视域下新型主流媒体智能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如果以层次权重的视角观之，内容生产智能化的权重最大，内容分发智能化与人机交互智能化的权重一致，人机对齐智能化的权重最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新型主流媒体的智能化发展还处于传统主流媒体产业的发展惯性之中。复次，我国新型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效果是其影响力评价和效果评估的题中之义，特别是涵盖层次化主流媒体格局（从中央级、省级到市级）的多元主体国际传播效果评估。研究发现，十数年以来，我国国际传播在传播声量和效果上总体持续提升，但三级主体内部的效能增长呈现出次序更迭的动态关系，尤其是平均传播效果（即某一传播主体一周内发布的全部推文的效果均值）和边际传播效果（即每周平均传播效果的环比增量，用于衡量其传播效果的增长能力）揭示了传播效能的进步与内容产量的增长并不匹配。此外，地方传播主体近两年来无论在平均传播效果还是传播效果增长上均节节攀升，体现了“地方性”在国际传播内容生产中的独特作用。
而这种“地方性”中的县级融媒体作为中国主流媒体纵向格局的“最基层”，亦体现着不同于其他层级新型主流媒体的功能定位以及发展评价机制。其中，县级融媒体作为乡村治理的参与者，其具有基于媒体又超越媒体的多重职能，已逐步成为乡村社会协调沟通的重要载体。对此，有研究者（李明，曹济舟，2025）将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效果的评估框架设定为“过程性评估”和“效果性评估”两个维度。过程性评估能够有效反映县级融媒体参与治理的主要面向与流程，而效果性评估可以有效反映出县域人民群众对媒体参与治理作用的感知和评价。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效果评价机制的确立有助于扭转既往以资金投入、设施建设、人员配备等显性要素为主的评估体系，将县级融媒体的资源获取能力与其所发挥的效能划等号，评估活动最终异化为一场软、硬件显性要素指标的“锦标赛”。此外，亦有研究评估县级融媒体中心“新闻通联”业务的发展效能。研究发现，县级融媒体向上级媒体供给“通联稿件”（即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外宣工作）的内容生产景观表现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初衷在实践层面被重塑。数字技术提供了信息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催生了以数量为导向，任务化、指标化的“外宣”工作模式，同时，数字化的扩容也进一步强化了传统外宣发稿通道的重要性（王家东，2025）。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智能传播语境所驱动的新闻业态深度变革和各种转型话语中，对中国新闻业的关注体现出持续的学术注意力和知识累积效应。2025年，中国新闻业研究在以平台、流量、算法等为关键词的议题中继续保持对前沿智能技术的敏锐性，搭建数字新闻业的新生态。同时，亦有研究者在新闻记忆、新闻机构合法性以及新闻业信任等经典话题上探讨数字新闻业的实践韧性与包容性。
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入进展，其正从传播环节走向新闻生产，从技术工具演化为新闻业的基础设施。这种基础设施化首先体现在新闻业对 TikTok、YouTube、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平台的依赖，这实际上超出了对社交媒体本身的依赖，还延伸至对支持大规模传播、信息自由交换的基础设施依赖，但这种基础设施化的影响对于中国新闻业而言，其症结点或许在于社交媒体能否协助新闻业继续维持其作为社会公共机构的公信力以及是否能够推动新闻业生产高质量的新闻内容与促进新闻创新（白红义，陈炜漫，2025）。与此同时，作为外源技术，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化的“媒介逻辑”可能会给中国新闻业及其关系生态带来不少值得注意的挑战，譬如加剧了专业新闻机构对平台型科技企业的结构性依赖，导致传播权力向后者转移；新闻生产内部劳动分工日益精细化，重塑了记者编辑与技术人员的权力关系；人机协作模式下，新闻生产的主体边界日益模糊，由此导致的新闻生态不对称，放大了公众的信任危机（陈昌凤，王金鹏，2025）。相较于把人工智能视为挑战新闻信任的行动主体或中介化障碍，有研究者将其视为重新组织新闻信任的建设力量，将技术信任提升到与人际信任、机构信任同等重要的位置，由此考量数字新闻业的信任重建。由此建立的新闻信任是一种“系统信任”，即于信任关系中产生某种系统效应，以助力于数字新闻业整体生态系统的生成与调适，这需要用“新闻业—人工智能技术—受众”的三元信任关系组取代传统“新闻业—受众”的二元信任框架（白红义，万旭琪，2025）。此外，就人工智能之于如何影响新闻业的技术观念而言，对于 AI 狂热的否思反映出新闻业对于新闻与技术关系的本质认知，数智时代，中国主流新闻媒体从早期对智能技术的防御性适应转向人机协同主张，呈现出“有限性开放”与“体制性嵌入”的新闻业技术观念特征，以此揭示AI狂热的技术社会建构本质以呼吁公众理性认知技术边界（杨奇光，2025）。
在当下的数字新闻业生态中，平台技术机制对传统新闻机构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新闻生产流程的再造上，也更为直接地表现在平台算法所构建的可见性政治中。实证研究发现，基于中国媒体的四级格局，平台算法对不同层级媒体可见性的动态配置与现有的媒体权力结构互相适应、相互作用。具体而言，用户的浏览习惯、兴趣偏好和回避趋势都会在平台上触发可见性的剧烈波动。这与传统媒体时代单一、稳定的可见性机制形成鲜明对比，表明可见性已从相对固定转向依赖用户行为与平台调度的动态状态。但受到不同层级媒体发展格局与资源分配的影响，中国新闻机构的算法可见性从高到低稳定地呈现出省级、市级、中央级、县级的层级排序（黄阳坤，师文，陈昌凤，2025）。当然，技术中介对中国地方媒体亦展现出鲜明的技术能动性，尤其是对数字新闻业环境下省级党报的合法性建构。研究发现，当前算法推荐、自动化审核与绩效评价系统正在系统性重构基于“上传达标、下达接地”的合法性生产机制，其不仅是制度压力传导的关键中介，还是合法性生成的关键行动者。具体而言，技术系统通过参数化算法和平台架构，将中央政策的规制性要求转化为可执行的绩效指标，传播效能的规范目标则经由程序规则内化为操作常识，而地方适配的认知合法性则在实践反复中沉淀为从业者的隐性认知框架，由此形成“技术制度化”与“制度技术化”双向互构的新型治理模式（王郝爽，2025）。
基于数字新闻业的技术语境，几乎所有的中国新闻媒体均分身多处，不仅有网站或APP等“自建平台”，也包括在社交媒体或第三方内容分发平台上设置的“平台账号”，由此产生了复杂的媒体间跨平台关系。以上海媒体为个案，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发现，在不同媒体端口之间的跨平台新闻流动网络中，客户端、新闻网站和党委机关媒体在跨媒体、跨平台的新闻流动网络中具有优势，平台类型、媒体机构、行政属性的同质性效应均显著影响媒体端口之间新闻流动关系的形成（周葆华，李泓，梁方圆，2025）。在上述以文本生产与消费为核心的新闻流动网络中，基于视觉图像的共创和扩散所表征与强化的个体情感、群体命运以及普遍人性，已经成为理解数字新闻生态的要义，视觉行动主义将多元化的视觉材料转化为能够准确传达公共情绪并凝结社会共识的联结性符号系统，为当前深陷技术异化与专业危机的全球新闻业提供重返人本主义价值坐标体系的实践指引（常江，李想，2025）。相较于新闻流动的不断加速，作为中国新闻业的非典型场域——非虚构写作的故事新闻生产则创建了一种不同于主流新闻业的“减速时区”，编织了另类的新闻时间性，非虚构写作组织以“时代性”和“第二落点”的另类时效性，退出抢时效游戏，但是减速掩映着更复杂的时间矛盾，编辑部基于不同处境发展出一种内外有别的、异质性的网络化时间工作机制，以此生成一种基于实践过程的“慢新闻”（刘洁，邢峰彬，刘蒙之，2025）。
近两年，新闻业作为阐释社群的记忆研究与互联网历史研究视野的交汇，使研究者回望并构建中国新闻业市场化转型阶段的集体记忆。2022年底，南京BBS门户西祠胡同的正式关停则成为记忆浮现与重访的重要契机。西祠胡同的分版“记者的家”成为中国市场化媒体记者在正式工作场所之外进行职业社会化的重要中介，作为中国早期互联网承载新闻业场域的非正式互动空间，组织起了一个具有阐释性特征的实践性新闻职业共同体（白红义，曹诗语，施好音，2025）。当前，以身份建构、权威修复和边界协商的“记忆工作”研究已经聚焦相当多的经典个案，但个案式掘进在新闻业记忆研究中缺乏整合性的分析框架。对此，研究者（白红义，简丹丹，2025）提出超越“以对象为中心”的记忆工作研究四维框架，任何记忆工作都可被拆解为四个相互关联的基本维度：记忆的对象（指向被记忆的内容）、记忆的展演 （关乎记忆呈现的形式）、记忆的性质（描绘记忆文本的特性）以及记忆的功能（探究记忆背后的意图）。四个维度共同构成一个系统性分析路径，分别回应关于新闻记忆工作是什么、如何进行、样貌为何与意图何在的根本问题。
新闻生产研究往往以个案调查为方法，展现媒体内部运作流程，从现象中提取经kaiyun中国官网验与问题。与往年相比，2025年的新闻生产研究在上述基础上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把视野从整体流程分析具体化为对新闻常规的细腻挖掘，研究者参与生产的深度、访谈对象选取的广度以及调研时间跨度均有提升；二是在研究设计阶段便重视与经典理论对话，使得经验材料能够有效实现对实践延展的描述和概括，并在论述中注重个案现象向行业整体推广的能力。
首先，特定新闻常规虽然仅涉及新闻生产的某一项流程，但能从最鲜活的经验层折射出新闻生产形式与规范的历时性变化。在从业者个体实践层面，深度报道中的信源是以真名还是化名出现，曾经是无需争论的问题，实名是惯例，化名才是常态。但由于大数据时代下个人隐私更容易暴露，信源倾向于用化名保护自身。逐渐地，化名不仅是采访结束后的协商结果，还会成为新闻从业者采访前说服信源接受采访的条件。信源化名逐渐成为深度报道领域署名实践的新常规。研究认为，化名从人文伦理上保护了信源需求，但也在规范伦理上磨损了新闻公共性，实名报道依然是部分从业者的追求（白红义，陈炜漫，谭慧琳，2025a）。一般而言，专家学者等精英信源大多采取实名。因此，从另一种视角看，化名常态化也意味着新闻叙事从精英群体向广泛大众群体拓展的趋势。
在新闻组织的实践层面，有研究关注新闻机构的内刊公众号，这类公众号记录机构的报道生产流程、制度规则与文化活动，比起传统媒体时代的纸质内刊，公众号在保持组织内生属性的同时联通了组织内外，既是为同组织从业者辟出的交流纪事地带，也是面向公众的新闻透明性实践，兼具公共性、工具性、情感性价值。研究认为，这种内嵌于新闻组织架构的常规实践长远来看对新闻价值呈现、媒体与记者形象塑造均有积极意义（白红义，陈炜漫，谭慧琳，2025b）。除了新闻组织内部的社群实践，直接在新闻报道中融入情感要素，是近年来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之一。过往相关研究围绕情感、事实与新闻专业性的讨论往往将情感化表达作为媒体规范的转向，并认为这将不可避免地溶解新闻职业根基。但通过对中国市场化报刊跨越10年的报道样本分析发现，职业媒体对情感要素的使用依然是审慎试探的，而非简单的“转向”。譬如，记者使用“引语”“新闻分析”等模块，在报道正文之外嵌入情感因素；或使用“轶事型导语”、第一人称等突破传统的方式表达情感。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去专业化”的消极进程（陈鹏，2025）。
此外，“新闻把关”作为职业新闻生产的重要常规近两年不断发生着概念层面的反思与重构。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把关人（gatekeeper）研究演化出作为新闻生产环节的把关实践（gatekeep），其本质是一种对内容价值进行排序、对传播资源进行分配的平衡性决策。数字技术的赋权，让过往抽象的观念主体（如政治导向）都可以成为具体存在的权力节点（如政府机构与媒体在同一平台创建账号），平台流量的介入使原本只属于媒体组织内部资料的传播效果变得量化和可见。对此，研究者提出“分布式把关”概念，认为当下的新闻把关没有中心化的权力主体，也不同于去中心化的单箭头结构，而是多主体参与的价值协商机制（张雪，王斌，2025）。这种把关机制虽然提升了内容可见性，有利于扩大媒体影响力；但是这种可见性也可能加重数据焦虑，引发消极内卷最终降低新闻严肃性与质量。对此，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Galloway）（2004：11-12）提出，在分布式网络中，节点间若要实现流畅的通信，必须使用同一种协议语言。但矛盾在于，来自人的感性价值判断与流量代表的技术理性价值判断无法完全等同。
其次，对参与式新闻生产与新闻实验室实践的研究，分别从生产主体和生产形式方面拓展了“边界工作”常规在数字新闻生产领域的解释范围。参与式新闻曾经是新闻创新实验的代表，但研究通过考察现状指出，该模式在专业机构中较少大规模使用，已有的媒体实践也逐渐走向式微，主要原因在于参与者内容供给的质量、稳定性与参与热情都难以把控，最终转向了剥离职业价值的灵活用工模式（范英杰，李艳红，2025）。尽管如此，参与式新闻包含的公共性与民主氛围依然为新闻生产历程留下了积极意义。相对地，新闻实验室模式不以扩大参与主体边界为形式，而是有意识地建立“不规则边界”，将资源汇聚于小型组织空间中，在以常规化新闻生产规范为基础的同时尝试突破，其创立者常为媒体机构、高校/研究单位、科技公司、独立组织，如新华社媒体融合生产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斯坦福计算新闻实验室。但值得注意的是，新闻实验室是新闻业为应对变化与不确定性而创造的“分队”。面对该模式在全球的发展，研究者提出应想清楚“为何创新”的元问题，从而避免其成为空心的创意标榜（杨奇光，张宇，2025）。
进一步，时间常规是新闻生产的基本维度之一，近年来伴随时间加速对新闻生产流程的全面冲击，在2025年的研究中超越了对时间困境的论述，主要体现出行业对新型生产时间的积极适应，并在一定程度上实践着过往研究中提出的解决方案。通过对国际深度报道的内容分析和田野调查，研究者指出，面对加速文化，深度报道生产不采取“故意放慢”的对抗模式，而是采用“单次报道尽量丰富、持续追踪建立系列”的平衡策略，勾连时间序列上的新闻事件（张洋，2025）。数字化语境下，面对不同的新闻体裁，时效性原则也有着一定弹性（戴睿敏，2025），如果说深度报道的体裁特征使其有适度缓冲区，那么即时新闻生产就不得不直面时间压力。过往“三审三校”等新闻内容查证流程无法适应时效需求，带来了组织内部的结构简化，也将审查目的化约为最基本的确保事实无误、深入核心事实、规避安全风险（王越，2025）。
最后，在技术参与新闻生产的常规生成与实践方面，有研究者指出，可编程性带来整体新闻媒介环境的“计算机化”，硬件与软件的实践逻辑成为新闻媒体运作的基础（王斌，李曜宇，2025）。由此看来，数据新闻作为以结构化数据为叙事驱动力、以编程技术为处理与可视化方法的新闻体裁（郭嘉良，倪万，2025），是这种新闻文化的实然产物——新兴技术对新闻生产的影响依旧是2025年这一领域研究的重心。但明显的变化在于，大数据、互联网、计算机编程这类曾经被认为是改变新闻生产常规的“行动者技术”，如今成为与生产流程深度融合的“背景性技术”，与往年相比讨论声量明显下降，而人工智能则成为新闻生产实践中位于核心的“行动者技术”。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新闻生产对新兴技术从接触、应对、接受再到驯化的基本过程。
总体来看，当下新闻生产研究对于人工智能的态度较为审慎。研究者从词汇、句法、语义和文本案例四个维度系统对比了DeepSeek与人写作的同题新闻评论，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语言规范性的追求，遮蔽了其在意义建构与认知引导方面缺失深度的问题（杨奇光，张宇，2025），人工智能的语言是“完美的”，但这种去争议化、追求安全无害的表层形式完美，并不符合新闻评论语言的开放性、个性化要求。此外，这种审慎态度还受到目前智能技术应用状态的很大影响，譬如新闻业常常困扰于人工智能幻觉（AI Hallucination）等负面影响，譬如人工智能的生成内容存在虚构事实、语境错配、逻辑断裂、语用误导、跨模态幻觉的问题（聂静虹，李肖楠，2025）。除了加强从业者技术素养、推动媒体内部对技术进行定制化调整之外，研究者还提出，新闻行业对人工智能的反思不应停留在“如何更好使用相关产品”的层面，而应直面人工智能行业进展，通过对人工智能的专题化报道建立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线）。
2025年的新闻学研究延续了对新闻从业者实践经验与生存境况的关注。这些研究关注的具体行动主体（从职业新闻人、新闻创意设计师到外围行动者）虽然有所差异，但共同指向新闻从业者与新闻业场域内外多元行动主体以及智能技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关系所带来的职业边界拓展。
当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新闻从业者群体中的应用已成一定规模，研究者通过对一线新闻从业者的深度访谈发现，人工智能有限应用在前期策划、后期呈现、内容审核等新闻生产的边缘环节，但在决定新闻人职业边界的核心写作领域应用较少，呈现出从业者面对新技术较强的自觉、自省和自主立场，即充分拥抱智能技术但不开放新闻职业边界（强月新，杨雨凌，2025）。诚然，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类人属性（徐敬宏等，2025），但新闻从业者往往能意识到自身相较于智能机器的错位优势，在与技术的对比中反而能重新确立自身的职业价值所在（刘涛，2025）。相应地，新闻从业者在整体上并未表现出可能会“被替代”的职业焦虑（张时健，2025）。这种相对冷静的职业态度呼应了Henry Farrell等研究者的看法，他们提出，在AGI（人工通用智能）尚未铺展的当下，生成式人工智能更准确的时代定位应是类似文字、印刷术、市场制度的文化－社会技术，其对信息生产和分发方式具有革命性的影响，但远非威胁人类主体性的智能体（Farrell et al.，2025）。
智能技术的快速进展不仅带来了新的应用，还创造着新的职业分工，这在真正意义上拓展了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边界。譬如，有研究关注了媒体组织中“新闻创意设计师”的实践现状。该类从业者复合了传统新闻、艺术设计以及媒体与计算机技术等能力，在实践领域中形成边界空间。他们在媒体中的身份区别于记者，自称“融媒体中心成员”；在工作内容上区别于对信息版面进行加工美化的美编，而更倾向在“新闻创新”理念下将新闻产品化，同时强调公共导向，与商业设计划界。研究认为“新闻创意设计师”在边界空间中的实践可能带来职业生态的重构（余沐芩，宋素红，闫巧妹，2025），创造与“记者”“编辑”同样重要的角色术语。
此外，还有一类数字新闻从业者行走于制度化的职业边界之外，即那些不具备新闻采编资质、但又持续提供新闻性内容、并形成网络影响力的媒体组织或个人，该群体被研究者称为“无证上岗的外围行动者”和“新闻网红”（张兵杰，2025；王晓培，2025）。研究认为这两类行动者均体现出数字时代新闻职业边界的开放性，也均不可避免地冲击了新闻价值规范，需要对其实践活动进行适当规制。不过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在新闻公共性整体呈减弱趋势的背景下（陈昌凤，张梦，2025），个体化的新闻网红显示出公共性价值的新形式，譬如，个人表达能够更合理地调用情感元素以丰富公众新闻体验，身份的贴近性更容易吸纳普通受众注意力等等（王晓培，2025）。相较而言，组织化的外围行动者可能会加剧数字新闻业远离公共性的趋势，整体内容议题重实用性、娱乐性而轻公共性（张兵杰，2025）。
除了上述发生在职业边界之上的变化，亦有研究关注那些身处职业边界内部许久的新闻从业者，以及他们关于新闻实践中经典问题的态度和观念，譬如“新闻中如何适切表达情感”。通过对多名深度报道记者的访谈，有研究认为，情感本身来源于事实，而非报道的内容，在理想情况下，新闻报道要做的即是忠实还原事实中的或积极或消极的情感。由此，新闻从业者需抱持的观念是，“承认并允许情感的幽微、复合与混沌，并意识到对这一现实灰度的揭示，才是增进对真实世界与现实人性的认识与理解的必经之路”（王豪，2025）。
在智能媒体时代，新闻消费正在发生深刻转变，相关研究正逐渐转向对特定新闻消费生态中的用户感知以及具体行动偏好的关注。对此，有研究将当前数字新闻消费的生态特征概括为“嵌套性”与“弥散性”。他们从多个层次视角出发，将个体行动差异、群体信息过滤机制与社会公共参与和舆论格局相连接，试图构建新闻消费研究的用户行动偏好的图谱（王斌，钟腾达，2025）。该类研究往往以用户为中心，不过并非将新闻用户看作同质的，而是注重其多样且动态变化的属性。例如，在针对数据新闻用户类型学的实证研究中，有研究者（翟红蕾，李茂国，刘金波，2025）将用户概念化区分为社交活跃型、务实使用型和深度体验型三类，不同类型在使用动机与偏好上表现出明显差异，并呈现出由工具性需求向情感与体验性需求递进的发展趋势。这一演进路径整体上契合体验经济理论中从商品经济、服务经济到体验经济的阶段性转型逻辑。
2025年，不少研究从新闻用户如何感知新闻相关现象出发，探讨数字技术介入下新闻判断机制的变化。一项关于 AI 新闻生产与播报可信度的在线实验发现，中心路径（新闻质量感知）与边缘路径（新闻专业性感知）均在受众新闻信任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其中中心路径的影响更为显著。该研究表明，尽管 AI 新闻生产与播报在效率层面具有优势，但其并不必然促进受众新闻信任的生成，新闻信任仍高度依赖于受众对内容质量的认知判断（高芳芳，林心婕，赵睿晗，2025）。在此基础上，有研究进一步考察了用户对深度伪造技术所生成新闻内容的认知、识别态度及行为趋向。研究发现，当用户的 AI 自我效能降低时，其对新闻真实性的倦怠反应显著增强，进而放弃对潜在深度伪造信息的抵抗，不再主动验证新闻的生成来源。这一效应在高相关新闻情境中尤为明显，表现为信息处理路径中“辨别”环节的压缩（刘强，王琳，2025）。此外，在用户感知与新闻消费之间的关联还体现在其对社交媒体新闻议程的理解方式上，研究认为，社交媒体语境下用户感知的新闻议程往往呈现出偏向性、碎片化与技术性特征。在此情境下，新闻用户并非被动接受信息，而是通过策略性互动实践对其议程感知进行“修补”，以应对偶然新闻接触情境中所产生的不信任感（万旋傲，2025）。
近两年的新闻消kaiyun中国官网费研究中，“新闻回避”现象一直是讨论最为集中的议题之一。对此，有研究指出，高选择性的信息环境不仅重塑了新闻接触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新闻回避者。研究发现，受众对新闻消极性的感知能够正向预测新闻回避意愿。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并未将新闻回避简单理解为冷漠或逃避，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基于情感调节的理性应对策略，从而揭示了新闻回避背后的情绪机制。事实上，新闻回避并非新闻消费的终点，而是可以在社会规范的作用下被重新引导（陈阳，陶艺，任卓伦，2025）。在新闻回避的具体影响因素方面，研究者（吴晔，黎樟浩，马连婧，2025）发现，指令性社会规范能够显著降低受众的新闻回避水平，而描述性社会规范则可能通过激发系统式认知加工模式，间接减少新闻回避行为，这为重塑受众新闻的参与提供了参考。除新闻回避之外，部分研究还关注了新闻用户在特定新闻形式中的其他反应路径，尤其是以新闻游戏为代表的情感－行动机制。一项多刺激实验比较检验了两款新闻游戏结果对利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Darfur is Dying》的实验中，情绪效价与享乐感在游戏结果与新闻用户利社会行为意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而在《急诊人生》实验中，享乐感与情绪效价仅与特定类型的利社会行为相关，游戏成败本身并未对利社会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该研究提示，新闻游戏中的“成败设计”作为重要的形式变量，将在特定条件下影响受众的情绪体验及其后续利他行为（萧炜霖，林日璇，2025）。
2025年的中国新闻史研究依旧延续近年来的主要特征，即注重在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视域中语境化地观照报刊史研究的基础议题与经典问题。譬如，关于报刊史分期问题，研究指出，既有报刊史中的各个“时期”被置入历史进程框架，而具体报刊的实践则被动地嵌入其中，这一分期缺乏清晰的问题意识与理论视角。因此，研究者认为，应当关注“报刊事件性时间”如何与既有“分期”时间相互交织、彼此贯通。亦即，看似属于同一历史进程的事件，往往发生在不同的时间结构之中，呈现出不同的时间形态，并在多重偶然性与具体历史条件的作用下相互影响（黄旦，屠沂星，2025）。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的报刊“联动”就是从具体事件出发理解历史时期的一个典型例证。不同于将报刊简单纳入民族主义动员叙事的传统路径，研究将报刊界视为类似商会的网络结构，置于抗争运动的具体语境中，分析异质报刊何以自发形成协同行动。研究指出，这种“联动”并非单一民族主义情绪的结果，而是外部政治环境变化、报纸竞争与生存压力，以及报刊共享的职业理念共同作用的产物（卞冬磊，2025）。将报刊史分期的反思拓展至报刊史研究的跨文化层面，研究者（杜恺健，曹晶，2025）以古罗马《每日纪闻》（Acta Diurna）为例，认为《每日纪闻》被视为报刊起源关键节点，主要是因其在中国新闻学知识建构中被当作“可供锚定的世界坐标”。但由此会导致对其史料考证的不足以及对西方报纸起源叙事的质疑往往被忽视。这种做法折射出中国新闻史研究在起源书写上的矛盾：一方面试图与西方新闻学进行区隔，另一方面又不加批判沿用其框架。为此，作者主张充分占有第一手史料，通过持续的实物考证，在实践之中逐渐探索出一套属于自己的研究标准。
其次，相关报刊史研究日益关注报刊及其传播活动如何嵌入具体社会空间并发挥作用。社会空间不再只是新闻活动的背景，而是塑造传播形态与意义生成的关键条件。以晚清以来的茶馆讲报为例，研究指出，茶馆与讲报融合生成了一种新媒介形态。它顺应普通民众的口语文化，以“谈论国家”与“带着国家谈论”的方式取代了日常的闲谈，从而扩展启蒙话语空间并构筑公共领域（崔英超，2025）。亦有研究以“地方”为核心概念，考察了常常被忽视的旅沪同乡报刊。这类报刊以同乡为界，在移民与故乡之间维系着可见且持续的社会、文化与情感联结，进而再造地方共同体、乡土社会及其国族认同。该研究提醒地方新闻史不应仅以地理或行政区划为尺度，而应关注无形、流动的空间边界（丁杰，徐基中，2025）。进一步，有研究者（陈昱坤，张慧瑜，2025）从中国共产党游击战法衍生的办报实践入手，揭示“游击办报”如何通过灵活的采编形式、媒介物料生产与多样化发行网络，缓和根据地流动性与稳定性之间的张力。这种依托根据地政权、战争与人民的新闻生产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不断调适内外部关系的动态平衡机制，是中国式新闻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立这种组织化动员群众的机制，往往依赖于社会文化的逐渐生成与技术组织方式的不断创新。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文化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进行了双重改造。具体而言，这一过程包括党内的改造、由党外向党内的转化，以及具有统一战线意义的党外开明人士的整合。从“文化城”到“模范根据地”，再到“新的民主共和国之一部分”的历史演进，实质上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传播展开的过程，也是“新苏北”宣传文化干部群体主体性同步生成的过程（张霄，王继先，2025）。此外，关于邮局对报刊流动网络的构建与维系，有研究考察了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创设的战时邮局。通过保证党群之间信息的对称流动，并依托交通与发行网络的重建，战时邮局重新连接了被日军分割的农村基层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基层群众在与党报的持续互动中，由自上而下的“被动接受”逐渐转向自下而上的“主动吸收”，从而为革命动员提供了坚实的传播与组织基础（梁骏，2025）。
此外，新闻史研究也越发关注知识如何在不同媒介形态、社会群体与制度中的变化和作用。以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为例，小报将才貌出众的女大学生塑造成“皇后”，对其进行观赏、评议乃至侮辱。之后在国难语境下，这一形象又经由小报、电影与文学作品的接力式生产为亡国根源，逐渐成为对近代中国女大学生的脸谱化负面象征。这一过程揭示了媒介、性别与国族话语如何交叉运作，生产并加剧社会不平等，也折射出大学教育与妇女解放运动在当时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韩戍，2025）。在新闻教育史方面，有研究通过系统梳理两百余家民国中学的校史资料，发掘了长期被忽视的中学新闻教育传统。该研究比较了中学与大学新闻教育在制度与实践层面的差异，表明边缘教育实践同样构成重要的知识生产路径，有助于完善对中国新闻学体系及中学教育史的理解（梁德学，2025）。
近年来，中国新闻史与报刊史研究者开始注重在实证史料挖掘的同时，强化对本土舆论与报刊思想史理论的自觉探索。譬如有研究指出，在西方话语主导的现代性叙事中，中国古典舆论观往往被迫以西方概念框架和结构功能主义逻辑进行自我改造。为此，二人从中华传统思想中提炼出“善钧从众”这一标识性概念，强调舆论整合应以公共价值之“善”及其结果分配为核心，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公共领域模型的理论想象，也为理解和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重要启示（王润泽，米湘月，2025）。围绕近现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次反假新闻治理事件，有研究（刘鹏，方师师，2025）从观念－实践互动的角度，将其理解为一段“新闻真实的政治史”。这段历史既体现了治理者对纯净舆论环境与政治德性的高度要求，也呈现出运动理论所揭示的“革命教化政体”所具有的道德使命感与对“超常绩效”的追求。同时，这一过程揭示了国家通过反假新闻运动实现合法性再生产的制度逻辑，为理解当下互联网信息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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