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医生们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并且采取了罢工行为，亨特的政策在接下来几个月里还依旧一步步稳定地进行着。值得关注的是，他先前所引用的数字却不那么“稳定”了。在十月份的议会上，亨特依旧坚持着那增加“15%”的“周日致死率”，但是每年因医生工作时间安排不当而致病人死亡的数据却近乎翻倍：“按照英国医学杂志（BMJ）所作的独立调查，每年有11,000例死亡，究其根本就是因为我们医院在周末的医生安排不合理。”
从算术角度上说，这简直令人疑惑：为何估算的死亡率没有变化而死亡人数却突然翻倍了呢？而让人对亨特的数学更加困惑的是，英国医学杂志的主编菲奥娜·高德利，迅速做出回应表示卫生局大臣其实误传了英国医学杂志的研究结果。
一月份，这位卫生局大臣再次勇敢地“振作了起来”，依旧是原先的主张，但是带来了一些新鲜的数据：“此时此刻，我们正享受着英国的全民医疗服务体系，但是如果你在周末突然中风，那你有20%更多的可能性会死亡，这简直不能接受。”所有这些都是在一本正经地“扯淡”——这一系列变动的数据可以被轻易重复，但是却很难去拆开验证。当亨特从一串数据跳到另一串数据，那些企图验证数据正确性的人却很难追上亨特的步伐，从而去绊倒他。Full Fact得出的结论是，这11,000例死亡的数据是虚构的，并要求亨特改正议会的记录，然而亨特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则回应了一番更加豪迈的“扯淡”，其大意是不论那11,000人死亡的言论是真是假，其他类似的言论也可以很快被寻找出来。所以，这到底是线人因为这不健全的周末医疗安排而在医院里死得不明不白？没有人确信答案；杰瑞米·亨特当然也不知道。这些数据完全不能充分证明周末去看病与产生更高的死亡率之间的因果联系，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周末看病就会有更高的死亡率”——这一问题对一项好的政策而言极为重要，但是对政治家们而言却难以回答。
对于周末看病带来更高的死亡率这一现象的一个可能性解释是，全民医疗体系所提供的服务不健全，导致人们更容易死亡。这是被杰瑞米·亨特视作当然的理由。但是一个更加直接的理由是，人们只有在病得很严重的情况下，才会在周末去医院看病。不太紧急的病痛留在工作日看就可以了。如果周末看病的人本身病就更严重，那他们有更高的可能性死亡也就顺理成章了。让那些不严重的病患周末去全民保健医院并不能拯救任何生命，只能让那些数据变得更加“赏心悦目”而已。当然，流行病学家们试图去修正这一事实，即周末看病的人生病更严重，但是很少有专家有这个把握能成功。
也存在另一种比较不易察觉的解释：由于缺乏临终关怀体系，所以造成了医院死亡率高这一假象。有时候，一个病人注定无药可救，但问题是——选择何处归息，是医院还是临终关怀机构呢？如果临终关怀服务在周末不到位，那病人也可能选择去医院并且就在医院结束生命。这样的话自然就反映了周末不完善的医疗服务，也当然会增加周末在医院死亡的病人数量，因为如果是对于工作日任意一天，病人可以选择去临终关怀机构并且在那里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但是这样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与先前所谈的可减少的死亡又有所出入。
这看起来似乎是要在细节上纠结无果了？好吧，或许我们确实陷在细节的深坑里无法动弹。但是，要改善全民医疗体系确实需要对细节的追根问底。如果是因为临终关怀服务有问题，那试图改善医院的人员安排就显得毫无用处。
“就算你接受死亡率在一周中不同时间段上有所差异”，国王基金（King’s Fund）医疗智库的首席经济学家约翰·艾伯比表示，“没有人可以说清楚为何会这样。是因为缺乏诊断检查服务吗？还是缺少医生？我们从数据得到结论的这一过程实在太快太草率了。”
有一点很重要，即全民医疗服务是有固定预算的。在很多东西上需要我们投入资金，而如何有效投入？这也就是英国国家卫生与关怀优化研究院（Nice）存在的意义，帮助我们去衡量新疗法可能带来的收益，并决定哪一项投资能得到最好的回报。
杰瑞米·亨特力推的七天全民医疗服务是否可能会跨过英国国家卫生与关怀优化研究院的成本-收益评估门槛呢？这个可能性很低。目前最好的估测是来自于2015年三位健康经济学家所作的研究，瑞秋·米考克、蒂姆·多兰和马特·萨顿提出的看法是，全民医疗服务有很多成本更低的方法去拯救生命。如果有一个更全面的评估，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论，然而我们并没有，因为英国卫生部非常不按常理出牌，它并没有对将要实施的政策去进行一个官方的卫生影响评估。
这种情况令人失望。政府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去创造一个惊人的数字：杰瑞米·亨特不让英国医疗协会阻止他的“六千个理由”。就像神话中砍完又长出来的九头蛇怪脑袋，以数据作支撑的言论源源不断地产生：当一个言论被认为不可信，亨特的办公室成员们马上又找到另一个言论去替代它。对于真正回答全民医疗体系如何能更好运作的问题，政府对于收集数据似乎从不费力气，手到擒来。
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悲剧并不是政治家们如何以他们的方式搬弄是非——当然他们也确实如此，这本身就是政治的游戏。悲剧是那些政治家们一直把那些数字误用作武器，以至于他们早已忘记了如何去正确使用数字。数字是工具，仅此而已。
“你埋怨你的报告干涩无比，然而越干涩的报告越是佳作，数据，则将是所有阅读过程中最为干涩的那一部分”，著名的医学统计学家威廉·法尔在1861年的一封信里如是写道。法尔听起来似乎对统计学家带有讽刺，他的“药方”——带着尽可能最多的信息，以及近乎为零的华丽词藻的修饰——却荒唐地跟现代社会的“口味”不符。
在不关心真相的数据“扯淡专家”，与主张真相必须被不加修饰地呈现的威廉·法尔之间，仍旧有一个中间立场存在。这一立场体现在威廉·法尔那封信的收信人身上，她就是第一位加入皇家统计协会的女性：弗洛伦斯·南丁格尔。
南丁格尔是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护士，源于她当年被英国政府派去斯库达理军营医院（斯库达里现在所属伊斯坦布尔），在艰苦条件下“挑灯夜巡”，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家军Kaiyun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医院堪比一个“死亡陷阱“，数千名从克里米亚战争前线受伤的战士退居于此，饱受痢疾、斑疹伤寒和霍乱的折磨，医生护士们就在狭小拥挤的空间里，紧挨着阴沟道，试图拯救这些士兵们的生命。南丁格尔，不仅使出了浑身解数医治伤员，而且始终坚信，死亡人数的上升是由于缺少食物和供给。之后在1855年开春，一队从伦敦来的卫生委员会清理了医院，重新漆刷了墙壁，丢掉了那些污秽的动物尸体，并冲洗干净了下水道。于是，病人的死亡率锐减。
在南丁格尔回到英国后，她翻看了那些数据，发现她对于卫生这一问题疏于关注，而几乎所有的军人和医务人员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导致成百上千的士兵命丧于此。在认识到这一问题之后，她开始开展一系列活动，目的就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公共卫生措施，在法律上设定更严格的租住房屋卫生要求，并在全国范围内改善军营和医院的卫生状况。通过这些行为，一个微不足道的护士需要让英国的首席医疗官约翰·西蒙，以及他所带领的这整个国家的医疗和军事机构确信，他们终其一生都走在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上。
这场“一边倒”的战争的取胜关键就是数据。但是南丁格尔并不同意法尔在报告表现手法上的看法。“越是干涩越是佳作”，这与她的目的并不相符。与此相反地，在1857年，她精巧地制作了一系列工艺精湛、五颜六色的楔子，展示了在斯库达里卫生条件改善前后传染性疾病的死亡率变化，被后世誉为“玫瑰图”。
玫瑰图并不是在干巴巴地展示数据，而是在生动地讲故事。它把死亡人数的变化分成了两个阶段——卫生改善前与改善后。这种做法强调了一个鲜明的人数锐减，若是放在原始数据中则并不明显。而且，玫瑰图还不着边际地弱化了其他可能的解释——例如，死亡人数的减少并非是环境改善，而是由于冬天结束了。其实，玫瑰图就是一个营销想法的工具。这个想法是真实且重要的；南丁格尔的营销计划也是成功的。她的一位传纪作者，休·斯莫尔表示，正是玫瑰图掀起了医疗卫生改革的高潮，延长了20年的英国人均寿命，并拯救了数百万人的性命。
南丁格尔的故事如此不凡，就是因为她看到了数据同时可以既是工具，也是武器。她对运用数据的方法，是在“迷惑敌人”使其相信之前，先给数据以足够的“伪装”。纵然玫瑰图与“阅读过程中最为干涩的部分”相隔十万八千里，它与数据“扯淡”也是相差天南与地北。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意识到关于公共卫生的这一事实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不能被单调地复述，而是需要美妙的歌喉去歌颂它。
靠一张图改变世界在今天看来好比天方夜谭。但是对于数据，如今也有诸多讽刺。许多记者对同行审阅过的系统性文献综述，与一篇花一下午时间赶出来的兜售饼干或一揽子旅游计划的调查一视同仁：一律称之为“新的调查”。政治家们不是将数据视作观点的根基，而是装饰——“喷雾式证据”，这是筋疲力尽的人民公仆们所起的名字。但是，对于那些“绣花枕头一包草”的政策，即使喷了新漆，过不了多久，裂缝也必将出现。
“政治家们需谨记：对于一个你希望有所改变的真实世界而言，”威尔·莫伊，Full Fact的董事长表示，“在某些阶段，你需要参与到真实世界中去——在那里，数据终会派上用处。”
这其实不成问题，因为如今获得信息与数据实在太过容易了。南丁格尔与法尔根本无法想象对于现代的医学研究者而言，获得数据仅在“弹指一挥间”。统计论据的一个黄金标准是随机对照实验，因为一个随机选择的控制组可以防止对于证据有失偏颇的解释。成百上千的随机试验被发表，大多数试验是在过去的25年间被完成。在一些非医学领域，例如教育，发展援助和监狱改革，随机试验正在快速地被运用到这些领域里：上千个试验已经完成了。英国政府，同样采用这一方法来支持其政策试验——例如，五年前凭借政府的1.25亿欧元建立的英国教育捐助基金会，已经支持了英国学校超过100个教学手段的评估，它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都支持进行随机试验。
令人失望的是，政治家们似乎非常乐意忽视一些证据——即使这些证据是由他们支持过的研究者们提出的。例如，上个月，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在他的财政预算报告里宣布所有的英国中小学校都要变成“学院式”，让它们独立于当地政府，这个主张其实并没有证据支撑。萨顿信托，一个资助了无数研究项目的教育慈善机构，表示关于“学院式”教育是否真正能改善贫穷地区教育质量，“我们的证据显示，喜忧参半。”伦敦政经学院经济表现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则直率地将奥斯本的新政策形容为：“黑暗中不理性的盲目一枪”。
这没有什么好惊讶的。政治家们运用数据，就跟魔术师用烟雾和镜子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也终将对数字有所鄙夷，选民和记者们也同样如此。毫不奇怪《卫报》最终还是放弃了“政治观点可能如此平凡地被证据打败”这一想法，因为那些竞选顾问们已经巧妙地连同数据一起荼毒了。
除去所有的这些令人绝望的人和事，事实仍旧格外重要。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策问题是可以单靠数据就得到解决，但是几乎在每一个案例中，了解整个大数据背景将对解决问题带来不可忽视的裨益。荷坦·沙，皇家统计协会的执行董事长，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人曾拿一句老话来嘲弄他，“世上有三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以及统计。”他则指出，尽管你可以轻易地用数据说谎，但是不用数据说谎则来得更加轻而易举。
可能谎言并非真正的敌人。谎言可以被反驳，说谎者可以被揭穿，但是扯淡呢？扯淡是一个固执难解决的问题，它侵蚀了关于事实的一个根本观点，让人们忽略了事实仍旧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等待着有心人去挖掘它。扯淡破坏了一个概念，那就是真相至关重要。正如哈里·法兰克福自己写道，扯淡者“不会拒绝事实的权威，正如说谎者所做的，他会把自己放到事实的对立面去，他完全不在意事实。由此，扯淡，相比谎言，是真相更可怕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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