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研究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董小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研究助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的本质在于通过制度创新、技术赋能与范式革新，形成动态适应复杂风险挑战的治理能力，最终服务于“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敏捷治理因其以人为本、主体协同、创新赋能、多样能力等特征，与数字时代的国家安全治理存在高度适配性和深度契合性。敏捷安全治理是指在全球化与信息化背景下，国家安全治理主体基于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导向，通过将敏捷治理理念更好嵌入国家安全治理各环节，以构建灵活、高效的国家安全治理体制机制，致力于实现对国家安全威胁的全过程感知、响应和防范，进而确保实现、维护kaiyun官方和塑造国家安全状态的可持续性过程。敏捷安全治理在治理目标与原则、主体与对象、工具与平台、结构与效能等方面均表现出区别于传统国家安全治理的新特征。在制度层面，构建基于“环境—目标—能力—手段”的敏捷安全治理模式框架；在技术层面，构建基于OODA的敏捷安全治理过程框架。然而，敏捷安全治理在制度、理念、技术、结构等方面仍面临困境，需要更好适应数字时代的国家安全治理需求。
党的二十大明确强调要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升至国家现代化战略高度进行谋划，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和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内在统一性。国家治理能力是制度吸纳力、制度整合力、制度执行力的系统集成。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的本质在于通过制度创新、技术赋能与治理范式革新，形成动态适应复杂风险挑战的治理能力，最终服务于“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就国家安全治理而言，相关研究主要从体系运用、治理过程、主体协同等视角开展。同时，围绕生物安全、数据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等数字时代国家安全治理问题的探讨也已经成为学界热点。然而，既有研究缺乏从敏捷治理视角系统性探讨敏捷治理如何赋能数字时代的国家安全治理。
在数字时代的国家安全治理进程中，将敏捷治理的理念和方法有机嵌入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构成的空间维度中，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和整合不断变化的治理需求。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提出“敏捷安全治理”的概念，并尝试对敏捷安全治理的理论内涵、要素特征、实现路径、面临困境及其未来进路进行深入探讨，以期对更好推进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有所助益。
数字时代的国家安全治理本质上是国家通过数字理念、技术、平台等对各方面资源进行高效调配和综合运用以达到良善能效和战略目的。科技革新的过程往往会对国家力量对比、地缘政治结构等多个方面产生深远影响，进而从多个领域给国家安全治理带来挑战。受环境变迁、战略调整、数字赋能等因素影响，数字时代的国家安全治理在安全议题、治理范式及参与主体等方面均发生了深刻变化。
第一，安全议题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随着数字技术加速迭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安全逐渐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工智能、生物学及神经学等学科与认知域的嵌套，推动认知域安全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这些新兴安全领域兼具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属性，给国家安全保障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第二，治理范式发生了重要转变。传统的国家安全治理以国家主权和中央集权为核心，注重对外安全防御和对内安全控制。进入数字时代，虚假信息治理、认知域博弈等推促国家安全治理从单一的国家主导模式向多元化、协同化的治理模式转型。第三，治理参与主体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传统安全治理中国家往往是唯一主体，而在数字时代，国际组织、科技公司、社会团体及个人等逐渐成为重要参与主体。数字技术在强化社会整体性和消除传统社会不平等的同时，也导致社会分化和新的不平等。这给数字时代的国家安全治理带来巨大压力，要求运用新的安全治理观予以有效应对。
在数字时代，传统国家安全治理的权力分布发生了显著变化，治理参与权和主导权部分被转移到国家以外的国际组织、科技公司等手中，这种权力转移在推动各方积极参与治理的同时也带来治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治理主体间的权力不平等正在加剧公共空间极化和新的分裂产生。丧失或过剩数字能力均会对国家安全治理绩效、政策有效性、伦理和法律边界等产生无法挽回的极端性影响。第一，从环境变迁看，信息流动全球化和虚拟空间开放使跨国犯罪、网络攻击和数字技术竞争等问题日益严峻。国家安全治理在风险预警、政策规制、紧急处置、合作治理及组织变革五个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挑战。第二，从战略调整看，随着数字技术在国家安全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治理的目标和手段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以更好应对由技术创新引发的新安全挑战。第三，从数字赋能看，在数字时代，国家安全治理基于数据、算力及算法对海量数据进行差异化分析，从而实现既定治理目标。从体系升级维度看，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进程需要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资源和技术进行有机融合，并将其作用于国家安全能力提升、国家安全战略维护及国家安全风险防范的各领域和全过程。
数字时代的国家安全治理转向是一个复杂系统的非均衡发展过程，涉及诸多影响要素，且这些要素间存在相互影响、交织叠加的复杂关系。敏捷治理因其精准感知、灵活运筹、持续追溯、前置响应等特性，与数字时代的国家安全治理存在高度适配性和深度契合性，最终作用于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的整体性变革和重塑。
敏捷治理（Agile Governance）作为一种新兴治理模式，结合了传统治理和敏捷方法的特点，旨在提高组织在复杂和动态环境中的应变能力和决策效率。敏捷治理概念源于20世纪末的“敏捷软件开发”方法（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其强调面对变化能够做出快速响应和适应。21世纪初，学界开始探索敏捷治理在组织治理、项目管理、企业战略等领域的可行性。这一研究更多关注如何将敏捷原则转化为一种适用于更广泛组织活动的管理框架。此后，学界依次从实施手段、关键能力和过程方法等视角明确定义敏捷治理。2020年后，相关研究开始关注敏捷治理如何推动社会创新、公共治理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国内学界对敏捷治理的研究成果见诸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从敏捷治理的实现机制看，有关学者主要从过程结构、治理体系等视角进行阐释，但既有研究较少涉及数字时代和数字技术对敏捷治理的影响分析。本质而言，敏捷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方法、政策制定过程及公共事务治理实现途径，作为一种治理能力和手段，其对国家安全治理的领域、结构和过程均产生重要影响。
技术变革催生了一个更为相互依赖的世界，在新的更为复杂多变的环境和状态中需要新的方法予以解释和应对，而敏捷治理正是适应这一复杂体系和多变状态的新方法。基于本体论视角，敏捷治理的核心价值在于弹性、回应性及适应性，基本原则为灵活性、快速性及多元参与。敏捷治理从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转变意味着治理全要素的交融性和可塑性在治理全领域、全链条、全场景中逐渐显现。事实上，敏捷治理在主体层、目标层、关系层、工具层及平台层的治理方式及其赋能效果不一，最终落脚点在于更强大的工具支撑、更稳健的能力转化、更灵活的过程调适及更全面的保障举措。
作为一种快速适应情景变化的动态治理范式，敏捷治理契合我国国家安全治理需求，与我国一直推行的包容审慎监管具有理念上的一致性。从数字时代国家安全治理的政府文件中可以窥见敏捷治理理念及特征的政策表达和目标定位（见图1）。
第一，敏捷治理以人为本的特征吻合数字时代国家安全治理的价值取向。推动数字社会精准化、普惠化、便捷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具象化目标，也是敏捷治理理念在数字时代国家安全治理中的价值取向体现。进入数字时代，基于“以人为本”的敏捷理念对国家安全事务进行“关系式动员”，有助于解构原有关系格局和凝聚新资源，进而形塑新的关系结构并发挥国家安全的人本功能定位。“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需要国家安全治理在技术赋能的过程中更加注重“人民”的主体性与社会性，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核心目标。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强调多元参与和协同合作，有利于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国家安全治理体系。
第二，敏捷治理的主体协同特征契合数字时代国家安全治理的共赢导向。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网络生态治理机制是多元主体协同的制度化表达，也是敏捷治理理念在数字时代国家安全治理中的共赢导向体现。敏捷治理强调跨部门、跨层级协同合作，能够有效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的资源和力量。共赢导向倡导信息共享，强调各治理主体的利益共享与责任共担，旨在实现数据资源互联互通。对于非结构化治理问题，治理主体可依托在线平台进行治理行动的自主协同。
第三，敏捷治理的创新赋能特征耦合数字时代国家安全治理的数字转向。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是推动数字技术安全发展和创新赋能的前沿进程，也是敏捷治理理念在数字时代国家安全治理中的数字转向体现。国家安全要求国家治理具有复杂自适应能力，敏捷治理的创新赋能特征与数字技术应用紧密耦合，推动国家安全治理从传统的静态防御向更具韧性、前瞻性与灵活性的数字化转型。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国家安全治理提供了实时监控、数据分析与预测建模等创新手段，为国家安全决策提供精准支持，使得国家安全治理更加精确高效且具备更强的动态适应能力。
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框架，敏捷安全治理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日益广泛的关注，但学界对其理论内涵、生成条件和内在限度缺乏整体审视。基于相关既有研究和国家安全治理现实需求，本研究认为敏捷安全治理是指在全球化与信息化背景下，国家安全治理主体基于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导向，通过将敏捷治理理念更好嵌入国家安全治理各环节，以构建灵活、高效的国家安全治理体制机制，致力于实现对国家安全威胁的全过程感知、响应和防范，进而确保实现、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状态的可持续性过程。敏捷安全治理强调战略目标的适应性、技术应用的创新性、治理体系的合作性及治理结构的灵活性，旨在构建一个能够及时响应外部变化和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动态治理体系，以更好推进数字时代的国家安全治理实践。从总体发展态势看，敏捷安全治理已经成为各参与主体综合作用的焦点，其实现目标在于打破国家安全治理的结构性困局，从更高维度将数字技术充分运用到国家安全治理实践中。从要素构成适配看，敏捷安全治理能够更好嵌套于国家安全治理的全要素和全流程，更有可能实现治理“能力—目标—主体—体系”的有机统一。如果系统间相关联的要素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正外部性影响，说明两者是良性耦合关系。此外，敏捷安全治理不仅在国家安全治理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还通过数字技术和系统化手段推动治理效能和体系的持续进化。
本质而言，敏捷安全治理是以“认知前移—要素嵌套—技术赋能—体系整合—结构适配”为内核的治理组合体（见图2）。这一治理理念强调在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中，如何通过多维度的治理机制和手段确保国家安全治理的高效性、前瞻性和适应性。第一，认知前移是敏捷安全治理的起点。通过对潜在安全风险的认知提升与前瞻分析，在事前就能预见潜在安全问题，确保风险得以有效控制。第二，要素嵌套是敏捷安全治理的关键。技术架构设计与安全策略的结合、员工行为规范与风险管控措施的联动，都是要素嵌套的体现，构成了复杂的安全治理体系。第三，技术赋能是敏捷安全治理的支撑。通过数字技术手段实现实时监测、智能分析、自动响应等，使得治理过程能够实时调整、灵活响应，真正做到动态治理。第四，体系整合是敏捷安全治理的核心。强调各类治理资源与手段的系统性整合，通过构建跨部门、跨层级协作机制确保信息流通共享，提升决策的协同性与准确性。第五，结构适配是敏捷安全治理的依托。由于外部安全威胁、技术变革及组织结构的不断变化，治理结构必须具有足够灵活性以适应这些变化，实现持续的自我调整和完善。
敏捷安全治理聚焦国家安全全领域、全方位、全过程的数字化治理转型，旨在实现国家安全治理重点环节和领域内的整体协同和系统迭代，以及国家安全协调治理和系统治理的同步发力和交织共生。敏捷治理范式与传统科层体制之间仍存在结构性张力。敏捷安全治理在治理目标和原则、治理主体和对象、治理工具和平台、治理结构和效能四个方面呈现出以下主要特征（见表1）：
第一，在治理目标和原则上，以技术安全为目标导向，以快速响应为原则指引。在治理目标方面，国家安全要求国家治理具有复杂自适应能力。敏捷安全治理旨在打通时间和空间的认知壁垒和沟通围墙，从根本上强化治理目标的实现效能和弱化主体间因目标差异带来的利益冲突。在治理原则方面，通过采用迭代开发和测试方法不断优化安全策略和防御系统，通过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算法提高安全决策的准确性和效率，确保数字技术应用符合国家安全利益，增强国家在全球数字领域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第二，在治理主体和对象上，以多元协同为主体面向，以新兴领域为对象范畴。在治理主体方面，政府、国际组织、民间团体及科技企业等主体通过多元参与和跨域协作，实现主体间的差异化协同和开放性合作，促进国家安全治理行动机制不断优化。在治理对象方面，在数字时代，国家安全治理主体实施的一切治理手段最终均会成为推动或制约主体效能发挥的重要影响因素，而敏捷安全治理所具备的事前干预能力和持续重塑能力能够解决这一治理难题，为更好推动国家安全治理提供了思路变革上的可能。
第三，在治理工具和平台上，以技术驱动为工具导向，以系统迭代为平台支撑。在治理工具方面，采用灵活多变和渐进迭代的技术工具，推动实现快速响应、增量迭代、灵活弹性和动态适应。敏捷安全治理强调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前提下灵活运用各种治理工具对国家安全风险进行多元和靠前规制。在治理平台方面，敏捷安全治理变单向度的理念输入为双向度的沟通、回应和调适，通过不同系统间的无缝集成和数据共享实现大规模、多源数据的高效处理，摆脱传统治理对场景变化适应能力的弱束缚，主动进行治理方案的不断调整与升级。
第四，在治理结构和效能上，以韧性整合为结构功能，以灵敏调适为效能释放。在治理结构方面，敏捷安全治理的可解释性和强包容性可以进一步拓宽公共治理空间，并在此基础上营造高透明度的整体治理环境，为更好提升国家安全治理韧性提供了弹性容错可能。在治理效能方面，不同情境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具体要求具有时空差异性。治理能力分布、平台搭建及工具配置均会成为治理最终状态的直接影响因素，而敏捷安全治理要求的多中心互动、强监管响应及新框架配套能够有效制衡治理效能的恶性扩散，为更好协同治理提供了风险梗阻可能。
敏捷安全治理的实现需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实现良性动态平衡，将“技术向善”与“治理向善”真正合二为一，为实现国家安全治理体系、能力和秩序的现代化提供可能。敏捷安全治理以“制度—技术”双轮驱动的治理重塑模式成为提高国家安全治理质效的新进路。
（一）制度层面：构建基于“环境—目标—能力—手段”的敏捷安全治理模式框架
传统的国家安全治理模式主要依赖国家主权和军事力量，以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稳定为核心目标。该模式强调国家的控制力和边界保护，侧重传统的政治、军事与法律手段，忽视了非传统安全威胁及多方参与的治理机制，难以有效应对现代社会的复杂安全挑战。而在数字时代，敏捷安全治理要求以系统思维审视国家安全治理，从战略高度布局国家安全治理防线，在灵活感知和精准界定内外环境的基础上统筹兼顾国家安全治理的目标、能力、手段等，为国家安全治理构建敏捷体系框架（见图3）。
从制度主义视角出发，数字时代国家安全治理的时空场景呈现指数级跳跃，国家安全治理对国家秩序和人的权利均会产生重要影响，而治理环境的变革和重塑会直接关系到国内安全秩序和主体赋权参与的可实现性。因此，基于制度主义的敏捷安全治理环境主要包括内生型和嵌入型两种。内生型环境强调国内安全秩序建设，旨在通过强化国家内部的法律、政策和社会机制，确保国家安全治理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而嵌入型环境侧重于主体赋权和全民参与，强调在国家安全治理中，企业、智库高校、社会团体及个人等多元主体通过广泛的利益相关性参与，使得治理更加灵活且适应动态变化的安全发展态势。
第一，在内生型环境中，敏捷安全治理以基于秩序的安全为目标，核心在于数字秩序能力，手段是重构国内秩序。秩序能力通过权力集中与协调实现，数字秩序能力保障数字化环境中的社会秩序，采取技术措施来满足敏捷安全治理的要求，确保稳定与韧性治理常态化。在秩序重构过程中，合理配置战略资源，确保决策透明、过程可追溯，并在应对新问题时做到权责一致。重构后的数字秩序能力框架包括数字化能力、管理与控制系统、数据和网络能力等，通过整合要素实现国家安全的全面覆盖与精细化管理。
第二，在嵌入型环境中，敏捷安全治理以基于主体的安全为目标，核心在于数字赋权能力，手段是强化认知素养。最佳状态是主客体相互融合，数字赋权能力是指优化主体参与治理的能力，确保国家、组织和个人在数字社会中的主体安全。通过确保国家制度引领力、组织制度协调力、个人制度认知力的统一，提升主体的精准认知、灵活反应与自主防御能力。明确认知与权责界定能提升治理透明度和科学性，国家可通过明确的数字治理机制有效防范安全威胁，协调各领域，维护国家安全。
第三，在增长型环境中，敏捷安全治理以基于发展的安全为目标，核心在于数字创新能力，手段是聚焦研用一体。技术更新加快了安全问题的分化与新问题的出现。数字创新能力是主体在数字化环境中创新应用技术、产品、服务或业务模式的能力，需确保政府不断创新治理理念、模式和手段，搭建开放数据平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敏捷安全治理的维持依靠制度变革引导数字技术开发与应用，为治理提供稳定结构支持，推动大数据、多场域、多主体、全流程的治理场景发展。
国家安全战略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以基础性实力要素为主要工具支撑，其中涵括能够发挥支柱性作用和助推器功能的资源和能力要素，将这些实力要素和战略资源统筹调配、精准投放和动态调整是国家安全治理的核心体现。为更好理解敏捷安全治理的运作机制和有效防范数字时代的国家安全治理风险，可以基于OODA构建敏捷安全治理过程框架（见图4）。
第三，在决策阶段，安全问题不仅与系统内部因素相关，也与其他安全问题存在“线性”联系。简单的安全问题可能演变为复合性难题，进而影响国家安全治理效果。首先，要明确目标，确定国家安全治理目标的优先级与范围，将总体目标分解为可操作的目标，合理分配资源并设定优先级。在信息系统设计阶段，要考虑安全性要求，结合安全设计原则和机制，构建可靠的治理系统。其次，主体框架要确保政府部门、民间团体、企业和个人等各主体在治理中的角色与职责，促进信息共享、资源互补和协同行动，同时加强各主体的能力建设，提升专业技能和危机管理能力。最后，要优化智能服务配置，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强化科技基础和战略咨询，构建智能化决策支持系统，完善智能服务流程，并加强伦理规范和风险控制，持续优化服务效能，为国家安全治理提供支持。
第四，在行动阶段，协同性有助于矫正反应性治理的惯性，在协同提升的过程中有效回应需求。首先，及时实施应急预案，并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提升专业执行队伍的能力，确保措施有效合规。不断优化执行策略，确保治理行动的持续性和有效性。其次，要推动协同推进，建立多层级、多领域的协同机制，促进信息流通和资源共享，确保依法治理，构建高效的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形成“同心圆”模式。最后，动态监管需建立全面监测体系，提高准确性和及时性，注重跨部门协作形成监管合力，持续监督评估优化监管机制，确保治理的有效性和适应性。系统架构设计中要考虑安全隔离、访问控制和身份认证，实施安全审计和监控等措施，提高整体安全性。
第五，在观察阶段，管理者必须制定多套应对措施，确保选定制度在特定时间内具有价值并能应对环境动荡。首先，实施开放布局，合理评估开放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强化关键领域的风险防控，构建安全合作机制，实现国家安全治理的开放性与稳定性平衡。其次，实时调整，建立动态监测体系，实施风险分级响应，增强跨部门应急处理能力，定期评估和优化策略，提高治理灵活性和适应性。同时，持续更新防范流程图和管理表，根据最新威胁和技术发展改进防御措施，确保数字前置治理的敏锐性和前瞻性。最后，规范约束，构建多层次的规范体系，设定严格的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保持约束的灵活性和时效性，提升治理主体的执行能力，形成全社会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的良好氛围。
从战略管理看，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一个包括评估内外环境、制定战略规划、实施战略行动在内的全周期闭环过程。敏捷安全治理需要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保持政策和行动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同时确保治理的弹性和容错性。然而，敏捷安全治理受到技术发展水平、现有法律框架、国际合作程度、隐私和伦理问题及治理结构复杂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从制度层面看，现行的法律政策框架、国际合作机制及执行能力给敏捷安全治理带来诸多挑战。首先，现有法律和政策框架往往滞后于技术发展，难以及时支持敏捷安全治理。这种滞后使得治理过程中可能出现法律空白或合规风险，限制了治理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其次，单一国家的治理能力难以应对全球安全威胁。由于各国治理制度差异，国际法律协作和跨境数据流动治理变得尤为重要。然而，缺乏全球统一的法律框架和协作机制，导致跨国安全治理存在障碍，无法形成有效应对策略，影响治理效率。最后，尽管国家制定了法律和政策框架，但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和资源支持，使得治理措施难以落地。敏捷安全治理对执行能力要求较高，而现有行政、司法和监管体系的反应速度较慢，难以满足实时处理安全事件的需求。
从理念层面看，敏捷安全治理的实施常受文化、社会、伦理等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在处理个体隐私与公共安全之间的矛盾时尤为复杂。首先，文化差异导致治理困境。在注重集体主义和国家安全的国家，公众更倾向于接受政府对个人数据的监管；而在强调个人主义和隐私保护的国家，公众可能更反感过度的监管政策。这种文化差异可能阻碍治理措施的实施，影响效果。其次，公众信任缺失问题突出。数据泄露和信息滥用频发，导致公众对国家安全治理的信任下降，使得敏捷安全治理难以顺利推进。缺乏对数据收集和处理透明度的信任，可能导致社会支持不足，甚至影响社会稳定。最后，公共安全与个体隐私的悖论。缺乏有效的伦理审查和监管机制时，敏捷安全治理可能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如何在确保公共安全的同时尊重个体隐私，是敏捷安全治理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从技术层面看，敏捷安全治理的效果受到技术水平和应急处理能力的制约。新兴风险加重了不安全感，使人们更依赖技术来控制未来。首先，技术发展滞后于新型威胁。诸如零日漏洞、深度伪造等攻击手段要求安全防护具备前瞻性和灵活性，但现有技术难以迅速应对这些威胁，造成技术与威胁应对的不匹配。其次，技术应急响应能力不足。应急响应体系受预算、技术积累及人员培训等限制，导致面对大规模事件时资源调动不够迅速。此外，由于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协同响应中存在信息孤岛和决策延误，影响响应速度和效率。最后，技术实施复杂且成本高。许多先进技术需高成本、复杂架构和专业团队支持，给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带来压力。技术复杂性和资源不足可能导致安全防护无法覆盖所有威胁，从而降低治理效果。
从结构层面看，敏捷安全治理的有效性受限于组织内外部资源配置与治理架构设计，削弱了执行效率与响应能力。首先，资源分配不足。中小企业、民间组织和高校面临资源短缺，难以支持敏捷安全治理。即便在大型企业或政府机构中，资源配置不均也导致关键领域投入不足，造成安全防护体系薄弱。这限制了治理的全面实施，尤其在资源稀缺情况下，灵活性和响应速度受影响。其次，治理结构复杂。国家安全涉及多个领域，且各领域服务于现代国家建设。多层级的治理结构使决策和执行层层传递，导致响应延迟和协调成本增加。复杂结构还可能引发职责模糊和资源浪费，尤其在缺乏清晰决策机制时，影响治理效率。最后，利益冲突问题。不同国家、行业或机构间政策差异和利益冲突，使跨境安全治理面临挑战。这降低了国家安全治理的一体化水平，影响整体安全防护的效果。
进入数字时代，由于内外环境以及治理主体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传统的国家安全治理模式无法有效应对数字时代日益复杂多变的国家安全治理现状及其产生的各类问题，亟须借助新的治理范式予以合理解释和有效应对。敏捷治理因其能够揭示国家安全治理复杂性、多变性等产生的内在机理、运演规律及其实现进路，且与国家安全治理的目标、主体、过程、反馈等存在高度契合性，因而对国家安全治理具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在数字时代的国家安全治理中，将敏捷治理的理念和方法有机嵌入国家安全治理的空间维度和工作流程中，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应对和整合不断变化的治理需求。敏捷安全治理的本质是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保障国家在数字化环境下的安全和稳定。在迈向敏捷安全治理的过程中，受制度环境、体制结构、技术应用等因素的叠加影响，容易出现技术失范、数字悬浮、效率悖论、绩效内卷和实践脱域等风险。面对未来更多的不确定性，要时刻做到治理方式和手段的调整、风险防范与制度重构，积极满足人民对国家安全治理的期待，搭建多元主体间积极呼应的桥梁，将治理节奏落实到与政府监管和行业机制良性互动的平台上，将国家安全发展置于“法治之下的自由”的环境里，更好解决国家安全治理问题的阿里阿德涅线团（Ariadne’s Thre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