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既要关注刑法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政治体制、法文化、精神文明等,也要关注刑法之下的经济体制、生产力水平、物质文明等。
处在经济发展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国,走私犯罪会长期存在。如何科学、有效的控制走私犯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刑事一体化思想和关系犯罪学理论提供了一个研究走私犯罪控制的有效工具,走私犯罪控制应该是多元的、立体的。国家应通过控制刑法,控制已然发生的走私犯罪,通过控制外部经济环境,控制未然发生的走私犯罪,更要通过控制国家权力对走私犯罪的认知,控制走私犯罪。这三个层次的控制本身也需要进行控制,控制走私犯罪的最高境界,是对走私犯罪控制所进行的控制。
一般而言,走私犯罪可以分为涉税走私和违禁品走私,上述走私对象中除普通货物、物品是涉税品外其他一般为违禁品。笔者对2002年以来全国走私犯罪官方数据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涉税走私案件无论数量、涉税额度还是大要案数量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违禁品走私近年来也逐渐增多,2012年以前违禁品走私占全部走私案件数量的40%左右；而2013年起违禁品走私案件数量基本与涉税走私案件持平。走私犯罪隐蔽性较强,存在一定的犯罪黑数,所以实际发生却未被发现的走私犯罪的数量要更多。近年来,国家打击走私犯罪呈现高压态势,坚持开展了全国性和专项性的打击行动,但走私犯罪依然高发。走私犯罪居高不下,与我国处于特定的经济发展时期有关,但同时也反映出传统的“就走私打走私”的犯罪控制模式有待发展。储槐植教授提出的刑事一体化思想认为,我们既要关注刑法之前的犯罪状况,也要关注刑法之后的刑罚执行情况,既要关注刑法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政治体制、法文化、精神文明等,也要关注刑法之下的经济体制、生产力水平、物质文明等。白建军教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关系犯罪学理论认为,我们对犯罪的控制始终处在控制主体与犯罪之间的互动过程中,通过法律运行、经济环境和犯罪定义认知对犯罪进行控制的实质是对社会的控制,对这种控制本身也要进行科学的控制。刑事一体化思想和关系犯罪学理论为我们研究走私犯罪的控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下面笔者选取刑法控制、经济控制和犯罪认知控制三个角度加以分析。
第一个层次:刑法控制。走私犯罪的刑法控制主要包含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在立法方面,立法者对走私犯罪采取了较为严苛的刑事政策立场。笔者对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世界主要国家的走私犯罪立法进行了考察,发现我国走私犯罪的法定刑普遍高于其他国家。在我国刑法内部,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法定刑也远远高于偷税罪和抗税罪的法定刑；而在司法方面,法官对于走私犯罪的量刑却呈现出宽宥的刑事政策立场。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为例,笔者从全国各级法院官方网站搜集了1160份判决书进行量化处理,发现其中925个判决具有从轻或减轻量刑情节,占总数的79.74%。这说明法官集体认为走私犯罪立法存在罪刑不均衡的问题,笔者对上海、广东两地一些法官的访谈也验证了这一结论。近年来国家对走私犯罪中个别罪名取消了死刑,有关司法解释提高了走私犯罪偷逃税额的起刑点,这说明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层面,国家已经认识到“峻法”和“严刑”不是对走私犯罪进行控制的唯一的和最为有效的方式。
第二个层次:经济控制。走私犯罪作为一种经济犯罪,有其发生的外部环境,控制走私犯罪发生的相关社会经济因素就间接控制了走私犯罪。笔者将三十年来走私犯罪案件数量与代表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居民经济收入支出与贫富差距,国家对外贸易政策,全国出入境人员情况的四组数据28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较为明显的分析结果是:经济增长、进口政策、居民经济收入与走私案件数量呈负相关,关税等进口环节税收与走私犯罪呈正相关。对此,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国家经济规模和质量的提升、对外进口的扩大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走私犯罪的减少,贫困人口的增加导致参与走私犯罪的人员增多,进口环节税税率较高促进走私犯罪增加。数据分析结果的相关性指数显示,进口政策和进口环节税对走私犯罪增长的影响最为显著。笔者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学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在保护国内经济安全的基础上,我国应适度扩大进口,满足国内居民对国外消费品需求。适度扩大进口不仅可以降低走私和国内需求间的张力,还可以通过产品市场竞争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同时,进口环节税中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累计产生的较高税额,也增加了走私犯罪的动力。因此,未来通过科学调整进口政策和进口环节税政、加快国家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以促进本国产品质量提升、改善走私高发地区弱势群体民生,是控制走私犯罪的有效路径。
第三个层次:犯罪认知控制。这里所指犯罪认知控制,是对走私犯罪定义的控制,即国家对走私犯罪本质应有科学的认知,这从根本上决定上述经济控制和刑法控制的方向。法益理论是分析犯罪本质的重要工具,一直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走私犯罪侵害的法益是海关监管秩序,这种观点没有在犯罪学意义上真正揭示走私犯罪的本质,即国家为什么将走私行为定义为犯罪,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犯罪控制的片面和僵化。在进出境领域,根据走私对象的不同,走私犯罪侵害和威胁的超个人法益,是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环境安全
和文化安全,其根本侵害和威胁的是个人法益,即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自然生存利益是社会安全利益的存在基础和目的,超个人法益由个人法益衍生而来,这要求国家对走私犯罪进行控制勿忘维护个人法益这一“初心”,刑法必须秉持保护最广泛个人法益的理性。这要求国家对走私犯罪要有如下的理性认知:在人类进入风险社会的今天,对于个人法益和超个人法益一致程度较高,法益危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程度较高的武器、弹药、核材料、污染废物等违禁品走私,应进行严厉的刑事打击。而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当下,对于个人法益和超个人法益存在冲突的涉税走私,则应将其放置于国家宏观经济视角进行考量,使国民经济自由、居民消费福利、进口贸易商利润等个人法益和国家税收、民族产业保护等超个人法益达到相对均衡的兼顾,防止畸形的国内价格市场和严格的限制进口政策间接制造走私犯罪。科学控制走私犯罪,需要在历史的纵向维度上认知走私犯罪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而减少的本质规律,需要国家治理的横向维度上认知走私犯罪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关系。构建走私犯罪控制体系的逻辑进路
犯罪控制的整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国家与犯罪认识与被认识、反映与被反映、评价与被评价、实践与被实www.kaiyun.com践、塑造与被塑造的互动过程。上述走私犯罪控制的三个层次,在认识走私犯罪控制过程中是逐层深入、逐层递进的关系,而构建走私犯罪的控制体系则是逆向的,即国家应科学、深刻认知走私犯罪的本质,在此基础上控制走私犯罪产生的社会因素,最后才是对走私犯罪进行刑法控制。国家应通过多元化和多层次的治理方式,综合运用社会、经济、行政和刑事的手段动态的控制走私犯罪。一个科学的走私犯罪控制体系将极大的节约社会成本,而构建这一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需要理论和实务部门运用犯罪经济学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提供一个走私犯罪控制的方向:控制走私犯罪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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