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全球南方”崛起是百年变局的一大重要标志，主要源于其引发了全球力量对比的重大转变。“全球南方”虽然在经济上正在崛起，且追求战略自主的独立性也不断增强，但还缺乏高度的政治共识这一抱团取暖的粘合剂，难以在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追求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和践行多边主义等方面取得更好成效。换句话说，“全球南方”如果不能凝聚政治共识，实现在政治意义上的真正崛起，只能是一个松散的集合体或“想象的共同体”,经济上群体性崛起引发力量对比变化的现实只会加剧地缘政治竞争并可能催生分化，难以成为一个地缘经济、地缘政治与地缘安全上联合互助的共同体，难以实现全方位崛起，也难以真正破除国际体系中的等级化从而实现从“南方”走向“全球”的目标。“全球南方”只有加强团结合作，通过塑造共同的话语并发出一致的声音才能提升国际话语权，通过建构和完善制度规范才开云科技能提升制度性权力。最终，通过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以经济动能的加速积聚促进政治位能的持续提升，以经济崛起与政治崛起的同频共振，推动全球治理朝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变，推进国际秩序朝向有利于“全球南方”的方向发展。
简介：本文旨在系统梳理二战后发展理论的演进脉络，在此基础上阐释中国现代化道路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启示意义。发展理论经历了从强调线性进步的“现代化理论”,到批判结构性剥削的“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再到彻底解构发展话语的“后发展理论”的演进，但均未能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一条挣脱依附、实现自主发展的可行路径。随着冷战结束，新自由主义范式的危机彻底暴露了其内在缺陷，为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彰显了国家主导、制度适配与渐进式产业升级的发展主义价值，为后发大国提供了超越依附性发展的成功范例。“全球南方”的政治觉醒与南南合作的深化，正推动全球发展格局的重构。但数字时代带来的数字鸿沟与美国技术霸权，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数字依附”,这也是“全球南方”在数字化进程中陷入当代“依附”形式的最新体现。中国持续加强在南南数字合作机制下的公共产品供给，积极协调并加强南南国家间的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突破西方“数字霸权”贡献中国智慧。中国道路的终极启示在于，它印证了发展的真谛并非追寻唯一的“标准答案”,而在于每个文明主体都有权利和能力探索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
简介：构建集体身份是全球南方国家在实现群体性崛起和重塑世界秩序的国际政治实践中面临的现实议题。该议题源于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的殖民记忆与反体系抗争，继而在美苏冷战时期的第三世界意识觉醒的背景下走向制度化轨道。冷战结束后，全球南方国家集体身份的构建由于依然面临着政治碎片化与制度脆弱性、经济依附性与发展多元分野、文化认同不足与话语体系失衡等多重结构性困境，使得政治身份诉求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想象的共同体”层面。随着世界进入新一轮动荡变革期，为突破上述集体身份构建的结构性障碍，全球南方国家积极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努力推动身份定位从“他者定义”到“自我命名”的历史跃迁，并尝试通过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增加制度性国际话语权来进一步增进集体行动的共识。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天然成员，中国以扶助型外交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等合作型外交文化，为全球南方国家集体身份的构建提供智识资源。从更深层次看，全球南方国家构建集体身份是非西方国际关系行为主体追求战略自主性和国际秩序去中心化的新历史进程，其成功与否将会深刻影响未来的世界秩序能否朝着更加公平、包容的方向转型。
关键词：“全球南方”；全球数字公共产品；全球数字治理；演化韧性；关系韧性
简介：数字时代的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全球南方”开云科技面临数字鸿沟扩大、技术依附加深及治理话语权缺失等多重脆弱性挑战。“韧性”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数字公共产品治理提供了新的切入点。从韧性理论的演化韧性与关系韧性双重视角出发，有效参与全球数字公共产品治理不仅考验“全球南方”自身技术韧性和制度韧性的培育，还对“全球南方”的协商韧性和价值韧性提出了要求。根据资源禀赋、韧性视角、作用机制和策略选择的差异，“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数字公共产品治理的韧性路径可分为自主嵌入型、普惠共享型、补充扩散型和改造内化型四种。本文对中国、印度、东盟和非盟四个案例的比较分析检验了韧性路径框架的解释力。
简介：在互为对手的大国海权竞争中，国家如何因应彼此释放的威慑与反威慑信号?战略互动进程充斥着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克敌之长”的海上对称性竞争模式，并不必然出现针锋相对的进攻性互动态势；若双方遵循“扬长抑短”的海上非对称性竞争原理，也未必会生成避其锋芒的防御性互动态势。海权竞争的性质主要分为权力转移式与均势制衡式，由此演化的竞争策略可按对称与非对称、烈度的高低这两个指标进行类型化。为解释大国海权竞争模式的差异化动因，需分析海洋地缘政治结构对竞争战略选择的奖惩机制，将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进行时空具象化；对威慑模式与螺旋模式的互动预期分析，能体现海权竞争双方对彼此的战略塑造作用。通过优化传统的地缘政治分析路径，考察四个海权竞争互动案例进行实证检验，分别是1652—1674年的英国与荷兰、1964—1985年的美国与苏联、1930—1945年的日本与美国、1871—1894年的英国与德国。对海权竞争模式的动态差异性讨论，有助于增进“威慑”等国际关系中层理论在具体历史时空中的解释力，并为构建中美战略稳定机制、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修昔底德陷阱”叙事逻辑，提供自主性的话语体系。
简介：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导致霸权国与崛起国更易陷入安全困境，而双边互动产生的经济相互依赖在理论上能缓解这种战略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外部环境风险。但在现实层面，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深化则可能带来安全困境上升。本文研究的核心困惑是，在大国战略互动进程中经济相互依赖究竟在何种条件下非但未能缓解反而强化了安全困境?毕竟，经济相互依赖对大国博弈发挥着关键影响，极易因安全焦虑而被诠释为威胁信号。这种由认知偏差驱动的“错误知觉”,会系统性地扭曲对经济相互依赖的评估，进而催化安全困境的升级。本文选取英国与德国在两个时期安全困境变化的案例进行过程追踪，分别是俾斯麦领导普鲁士完成统一到俾斯麦下台(1871—1890年)以及威廉二世大权独揽到一战爆发的前一年(1890—1913年)。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权力转移会在不同阶段呈现差异化特征，需要根据主客观条件的不同情况来分析经济相互依赖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
2021年以来的缅甸“政治僵局”——基于制度溯源、权力博弈及社会整合的三重分析
简介：2021年以来，缅甸政治进程在表层制度运作不断调整的同时，整体上陷入一种以制度约束固化、权力博弈失衡与社会整合阻滞为特征的结构性政治僵局，并在高度不确定的政治演进过程中被持续强化。在制度层面，政治行为体对立加剧背景下的《2008年宪法》特定条款趋于固化、宪制规范难以转化为有效政治妥协，出现制度性瓶颈；在权力层面，缅甸军方、民主派、民地武及外部行为体形成多中心碎片化对峙格局，致使缅政治发展进程屡陷停滞；在社会层面，族群、宗教、代际三重裂痕相互叠加，外加数字化传播技术的影响，缅社会共识基础不断受到侵蚀。上述僵局，既有殖民时期“分而治之”遗产与独立初期联邦制度缺陷等历史诱因，亦由政治发展过程中民主化诉求与既有制度架构间的持续张力引起。借助“制度、权力、社会”三维复合框架分析可知，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受阻与民主转型条件缺失交互共振，是缅甸陷入当前僵局的重要原因。通过深入剖析缅甸案例，不仅在理解全球多元社会治理逻辑方面具有启示价值，亦有助于拓展类似发展中国家政治转型路径研究的理论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