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纵深演进，全球不确定性在经济政策、地缘政治、供应链等多重领域交织蔓延，使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发展面临严峻的外部不确定性环境的同时，还要解决内部技术依赖、债务高筑、规则错配、治理困难等结构性困境，深刻制约了其发展进程。面对发展难题，中国不断探索从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不仅表现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而且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合作机遇和经验借鉴。围绕这一实践，中国可以同全球南方国家在产业升级与技术转移、债务风险化解、规则双向对接、全球治理协作等方面深入交流合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疏解国内困境和抵御外部冲击提供破解路径，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合理，为破解全球发展赤字提供兼具实践价值与示范意义的南南方案。
作者简介：李平，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贾松，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徐丽妮（通讯作者），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纵深推进阶段，格局重塑与秩序调整的进程正持续加速，不确定性已然成为笼罩全球发展的核心阴霾。从地缘政治维度来看，乌克兰危机的长期胶着、北约东扩引发的安全困境难解，叠加中东、亚太、南美等地缘热点的频发，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驱动的“脱钩断链”持续发酵，严重挤压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发展空间；在规则博弈领域，由西方国家长期垄断的国际制度体系遭遇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挑战，新旧规则的碰撞加剧了全球治理体系的碎片化风险；而经济层面，全球经济周期的“变形”特征凸显，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增速差距拉大，供应链脆弱性攀升直接引发贸易波动、资本外流等连锁反应，既有开放与发展秩序遭受剧烈冲击。与此同时，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成为撬动世界格局的关键力量，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已占全球总量近六成，货物出口份额较二战后实现大幅跃升，吸引外资规模较1990年增长25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突破80%，经济实力的跃升同步推动其政治自主意识与集体身份认同的强化。
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长期奉行的传统要素流动型开放模式的内在局限彻底暴露，“准入不准营”“规则不对接”等制度性壁垒持续推高交易成本，且过度依赖资源与低端制造业出口的发展模式易受外部市场波动冲击，难以打破依附型发展的桎梏。正是基于此，以规则对接、规制互认、管理协同、标准联通为核心的制度型开放，成为全球南方对冲不确定性、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战略选择。
当前全球发展正笼罩在多维度、深层次的不确定性之下，其内容横跨经济政策、经济周期、经贸规则等多个核心领域，形成了复合型风险网络，对全球经济稳定与国际投资秩序构成系统性冲击。
从全球经济治理格局深度调整的视域来看，大国政策的剧烈更迭已然成为驱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攀升的核心变量，对全球经贸与投资秩序的冲击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与传导性特征。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显示，特朗普第一任期以对华贸易战为核心的单边主义政策工具，叠加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外生冲击，直接触发全球EPU指数的陡增，打破了后金融危机时代逐步形成的政策预期稳态；拜登执政阶段虽通过多边协调姿态短暂缓和了政策波动，使EPU指数回落至相对平稳区间，但这种稳态本质上是政策惯性下的脆弱平衡，并未根除大国博弈的底层矛盾。
而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则以更加激进的政策工具打破了这一平衡，推动全球EPU指数再度进入陡峭上行通道。相较于第一任期针对中国的关税壁垒，特朗普第二任期推行的“无差别、全覆盖”式关税政策将竞争延伸至投资领域的非关税壁垒，包括对墨西哥等转口国开展的“反规避调查”“转口关税”，引发美国、转口国和第三方国家之间的不确定性共振，其政策外溢效应打破了原有的投资规则体系，让政策确定性成为全球稀缺资源。
结合典型国家与G7集团的GDP波动数据，可将全球经济周期划分为上行、衰退、稳定、下行及复苏建设五个阶段，当前全球正处于复苏建设期；而摩根士丹利则明确指出，美国关税政策升级引发的连锁冲击抑制了全球需求，2025-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或将持续放缓，甚至可能创下新冠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前全球是否进入复苏建设期或仍处经济下行期尚存分歧。随着各国国内政策调整、经济结构转型与外部冲击的共振，使得经济运行规律发生扭曲，非典型周期形态频发。与此同时，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为驱动力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致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康波周期）发生结构性变异，其演变方向与幅度难以精准预测，大幅提升了财政政策等逆周期调控工具失效的风险，传统经济调控逻辑已难以适配新的周期特征，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区域经贸规则碎片化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突出矛盾，其催生的规则适配不确定性正深刻影响跨境经济活动的顺畅运行。自1948年关贸总协定框架确立以来，区域贸易协定（RTA）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截至2025年全球有效RTA累计数量已达379个。对于跨国企业而言，规则过于碎片化将迫使企业针对不同协定的规则要求制定差异化合规方案，投入大量资源用于熟悉规则条款、调整业务流程、适配认证标准，显著增加了贸易成本核算的难度与合规运营的行政负担。对各国政策制定者而言，规则碎片化同样构成严峻考验：如何在平衡国内产业保护与对外开放需求的基础上，制定适配自身发展阶段的规则体系，尤其是中小国家往往面临被动接受高标准规则或被排除在区域合作之外的两难选择。这种规则变动的不确定性不仅削弱了跨境贸易与投资的可预期性，阻碍了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更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加剧了全球经济的“阵营化”与“碎片化”风险，对全球南方国家的自主发展与规则话语权构建形成额外制约。
债务金融领域的潜在危机已成为全球经济运行中最隐蔽且影响深远的不确定性来源，其风险传导效应正持续威胁各国财政根基与经济稳定。新冠疫情暴发后，全球经济发展遭受重大破坏，发达经济体长期维持的“低通胀、低利率”局面出现逆转，陷入债务困境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数量也不断增加，全球债务问题进一步恶化，各国纷纷推出大规模财政纾困计划与经济刺激政策，叠加疫情期间医疗支出激增、税收收入下滑的双重压力，2019-2020年全球公共支出规模实现历史性跃升，政府债务水平随之大幅走高。据IMF研究，2025年全球公共债务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95%以上，而在极端不利情境下，2027年这一比重可能攀升至117%，创下二战以来的最高纪录。
从国别维度看，债务风险呈现“发达国家高位盘踞、新兴经济体持续攀升”的双重特征。日本、意大利等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尤为突出，2024年，日本公共债务占GDP比重维持在236.7%以上，意大利位于135.3%，两国长期依赖债务货币化维持运转，偿债压力与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交织，财政政策调整空间近乎枯竭。印度、巴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债务规模则呈稳步上升态势，印度、巴西债务占比分别从2010年的69.2%、71%升至2024年的81.3%、87.3%，债务增长既源于基建投资与民生支出需求，也受美联储加息等外部因素推升的偿债成本影响。这种全域性的债务高企态势，不仅直接挤压各国财政支出空间、削弱抗风险能力，更可能通过主权债务违约、汇率波动等渠道引发跨区域风险传导，成为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中的“隐性炸弹”。
供应链领域的波动性成为不确定性的关键传导载体。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波动趋势明显，其波动本质是全球化下“黑天鹅”事件与结构性脆弱性的共振，疫情、战争等冲击通过“运输成本—生产约束—库存波动”的链条传导至全球生产网络，2021年12月该指数曾达到4.48的峰值；尽管市场与政策的适应性调整会推动指数周期性回落，但供应链的结构性脆弱性并未根除，其韧性持续面临考验。
贸易摩擦的常态化也加剧了跨境交易的不确定性。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后，两国经济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并产生显著外溢效应，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事件又持续冲击全球供应链，各国纷纷出台出口限制措施。2020-2025年7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呈现波动上升态势，2023年10月曾达到305的高位，这一指数的走高是经济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博弈、技术竞争、多边机制失效等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严重扰乱了全球贸易秩序。
科技发展领域的三重变数为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不确定性的阴影。其一，科技能否有效调和要素禀赋的结构性矛盾尚存悬念。人工智能时代下，数据、算力等无形资本跃升为驱动增长的核心要素，但土地、能源、关键矿产等底层物理资源的刚性约束并没有消解。伴随技术迭代持续强化，资源稀缺性仅发生结构性转移，并未从根本上消失。其二，科技异化风险是否会掣肘经济复苏进程尚无定论。智能技术催生的算法权力，既可能异化为隐蔽的认知剥削工具，加剧技术性失业与数字鸿沟的撕裂效应，也在不断模糊人机协作的伦理边界，衍生出一系列亟待破解的治理难题。其三，科技发展的演进方向充满变数。新一轮工业革命呈现出制造基地分散化、产业链条区域化等新趋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围绕技术标准、市场份额的利益博弈日趋激烈，技术变革与生产关系的适配性矛盾也日益凸显，使得科技究竟会走向普惠共享的“工业民主化”，还是沦为大国霸权争夺的工具，其答案仍难以明晰。
地缘安全冲突的多点爆发、持续发酵与范围扩散，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国际秩序稳定构筑了深刻的安全不确定性。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至今仍深陷长期战略胶着，北约持续东扩至32国的动作，不仅加剧了俄欧之间的安全困境，更重塑了欧洲地缘政治格局；2023年，巴以冲突升级、苏丹内战爆发、胡塞武装相关冲突持续外溢，多热点集中爆发引发地区局势连锁动荡；进入2025年，地缘紧张态势进一步蔓延，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升级、印巴边境摩擦再起、围绕巴拿马运河航运权益的博弈加剧，同时美国对北极地区及北美地缘空间的战略扩张意图，引发了关于格陵兰岛地位及美加关系的潜在争议，而拉美地区则长期受新门罗主义影响，地区地缘政治博弈呈现复杂化态势。此类地缘冲突从多重维度对全球供应链韧Kaiyun科技性、能源市场稳定与粮食安全体系构成刚性冲击，既显著侵蚀了国际合作的信任基础，也对既有的全球治理秩序形成了严峻挑战。
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康波周期）变异，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逆周期调控政策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效能。数字经济的深度渗透、技术迭代的加速演进与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使得经济周期的运行逻辑、波动特征与传导机制发生深刻变革，传统政策依赖的“产出缺口—通胀缺口”调控框架，难以适配数字要素的非竞争性、边际成本递减等特性，也无法有效应对技术冲击下的结构性失业、产业空心化等复杂问题。无论是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弱化、货币政策的传导性矛盾，这种政策效能的结构性失灵，不仅削弱了各国稳定经济增长的能力，更使得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缺乏清晰的机制，同时产业政策的靶向性不足，均反映出传统调控工具缺乏与新时代经济运行规律相适应的政策锚点，进一步放大了复苏路径的不确定性。
自然灾害的多因素耦合致灾机制、随机触发特性及跨区域连锁反应，正持续拓宽全球不确定性的边界。2024年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因自然灾害遇难人数达16753人，直接经济损失攀升至2419.46亿美元。灾害的影响绝非局限于即时破坏，其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冲击呈现多维度渗透特征。短期来看，交通、能源、通信等核心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农业生产体系受创导致作物减产，工业产业链与供应链的稳定运转被直接打断；长期来看，灾害通过多重渠道构建起“灾害—经济”负反馈循环——能源设施损毁推高能源价格加剧供应压力、农业减产冲击粮食流通引发安全风险、海量财政资金被投入灾后修复挤占发展性支出空间、市场投资信心也因风险加剧而持续低迷。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冲击更具毁灭性：基础设施韧性不足、应急保障能力薄弱、财政缓冲空间狭窄，使其易陷入“灾害—贫困”恶性循环。更严峻的是，全球气候变暖引发极端天气事件频发，进一步提升了灾害的不可预测性与冲击强度，对地区经济恢复韧性、全球供应链稳定性及跨国投资安全形成长期系统性挑战。
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困境并非单一维度的发展滞后，而是在全球治理格局重构、技术革命迭代、气候危机加剧的背景下，形成的兼具内生约束与外部桎梏的复合型、结构性难题。相较于传统认知中的产业依附、债务高企等困境，其当前面临的“技术跃迁夹层”“债务纾困闭环”“规则适配错配”“治理韧性断层”等新型困境，更具隐蔽性与顽固性，深刻制约着其自主发展与群体性崛起的进程。
在全球技术革命与绿色转型的浪潮下，全球南方国家陷入“低端产业被淘汰、高端技术难突破”的两难境地，传统产业优势逐步丧失，新兴产业布局又面临多重壁垒，产业升级的路径被严重压缩。
一方面，北方国家主导的绿色转型与产业转移，正在加速淘汰全球南方国家的传统低端产业。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欧美国家通过碳关税、环保标准等工具，限制高耗能、高排放产品的进口，而全球南方国家的出口贸易中，钢铁、纺织、初级工业品等传统产业占比极高，此类政策直接冲击其核心出口市场。中国、印度、俄罗斯、南非、巴西等多个发展中国家就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持反对意见，认为欧盟是打着应对气候变化的幌子，推行保护主义措施，并提出CBAM是一种变相的“绿色贸易壁垒”，违反了国际贸易的公平性；同时，北方国家推动的“制造业回流”与“友岸外包”，也使得全球南方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订单锐减，东南亚部分国家的纺织业、电子组装业出现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的连锁反应，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正快速消解。
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在高端技术与新兴产业领域，面临着技术垄断与资本不足的双重壁垒，难以实现技术跃迁。在绿色能源领域，非洲、拉美国家缺乏光伏、风电的核心技术，若想发展新能源产业，需支付高额专利费用，且缺乏配套的技术人才与产业链支撑；在数字经济领域，人工智能、芯片等核心技术被少数科技巨头垄断，全球南方国家的数字产业多集中于低端的流量运营、数据标注环节，难以切入技术研发与核心应用层；在生物医药领域，北方国家把控着疫苗、特效药的研发与生产体系，全球南方国家的制药企业多为仿制药生产，难以参与创新药研发。这种“低端产业失势、高端技术缺位”的夹层状态，使得全球南方国家的产业升级陷入“离不开、追不上”的恶性循环。
全球南方国家的债务问题已从单纯的偿债能力不足演变为“债务纾困闭环死局”，传统的债务减免与展期未能打破“举债—违约—再举债”的循环，而新的绿色债务又附加了北方国家的隐性条件，形成传统债务循环与绿色债务附加条件的叠加桎梏，进一步加重了其发展负担。
2022—2024年间，发展中国家为偿还债务和支付利息流出的资金，比获得的新融资多出约7410亿美元，创下近50年来的最大债务资金外流纪录。究其原因，全球危机应对机制早已跟不上时代发展，这套机制诞生于发展中国家主要依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少数高收入经济体提供低息贷款的年代。现如今，私人债权人（债券投资者）已占据发展中国家长期公共债务和政府担保债务的近六成，而欠巴黎俱乐部债权人的债务仅占约7%。这种失衡局面正是债务重组进展缓慢的症结所在。决策权已完全脱离巴黎俱乐部的掌控，转而分散在数百万债券持有人和中高收入国家政府之间。因此，债务重组需要经历更加复杂的流程。2024年，债券投资者开启了资金闸门，在前一年还从发展中国家撤资后又重新涌入，以债务偿还形式注入的资金比撤资时多出800亿美元。这使得一些国家得以缓解财政压力，多个国家甚至完成了数十亿美元的债券发行，但这种借贷利率高达10%，几乎是2020年前水平的两倍。传统债务循环的顽固性在于，全球南方国家的举债多用于短期民生支出或低效基础设施建设，未能形成可持续的偿债能力。
更为严峻的是，近年来北方国家与多边机构推出的“绿色债务”，看似为债务国提供了转型机遇，实则附加了诸多隐性条件，加剧了债务桎梏。这类绿色债务通常要求债务国采用北方国家指定的环保技术与设备，而此类技术设备的采购成本远高于市场化产品，大幅增加了债务国的项目支出；部分协议还限制债务国的资源开发权限，例如要求拉美国家暂停部分矿产开采以保护雨林，而这些矿产恰恰是其核心出口创汇产品，直接削弱了其偿债的核心现金流。这种“绿色债务绑定”的模式，本质上是北方国家通过债务工具干预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路径，使其在债务纾困与自主发展之间被迫妥协。2021年拜登政府承诺对绿色友好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绿色债务减免”，推动实现气候治理与“气候正义”。2025年特朗普政府又重新退出《巴黎协定》，对清洁能源产业也采取限制性政策。随着特朗普宣布退群，拜登政府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也将不再具有讨论意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被迫重新调整与气候相关的债务重组条件，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融资难度。
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规则体系中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双向错配，既难以承接北方国家主导的高标准国际规则体系，又未能构建起适配自身发展阶段的区域性自主规则，陷入规则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失衡，存在“高标准规则过载”与“自主规则真空”的双重挤压。
从外部高标准规则适配来看，北方国家通过CPTPP等区域贸易协定，推行“边境后”高标准规则，涵盖数字贸易、绿色环保、国有企业、劳工权益等多个领域。这类规则本质上是基于发达国家的产业基础与治理能力制定的，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现状存在显著脱节。这种“高标准规则过载”的本质，是北方国家通过规则输出维持全球价值链优势，将全球南方国家锁定在规则被动接受者的地位。同时，由于南方国家当前技术难以匹配北方国家的制度建设，一味地按照北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构建自身国家制度的过程实际上成本极高，也将导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长期构成对抗性冲突。
从内部区域规则构建来看，全球南方国家因发展梯度差异大、利益诉求多元，难以形成统一的区域性自主规则，存在明显的“自主规则真空”。这种发展梯度的悬殊贯穿经济社会各领域：既有巴西、印度等具备一定工业基础的新兴经济体，也有大量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欠发达国家，更有部分仍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的最不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上，有的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追求技术标准与市场准入规则的对接；有的以农业和资源开采为主，更关注出口配额与价格保护机制，规则诉求天然存在层级差异。利益诉求的多元性进一步加剧了规则整合难度。除经济层面的差异外，政治目标、安全关切、资源禀赋等均形成分化变量：能源出口国聚焦资源主权与定价权规则，内陆国家迫切需要跨境基础设施联通规则，小岛屿国家则将气候融资与灾害应对规则列为优先项。部分区域组织虽尝试协调，但要么因大国主导导致中小国家诉求被忽视，要么因协商成本过高难以达成实质性共识。这种“真空”使得全球南方在区域合作中常陷入“规则依附”——要么被动套用北方主导的规则体系、要么因缺乏统一标准导致贸易壁垒林立，严重制约了区域一体化进程与自主发展能力。
全球南方国家在应对外部不确定性时，面临着“国家治理能力有限、区域治理协同不足、全球治理话语权缺失”的治理韧性层级脱节，难以形成系统性的风险抵御体系，个体国家的抗风险能力被进一步弱化。
在国家治理层面，多数全球南方国家的治理体系存在短板，应急响应与风险防控能力不足。例如，南亚国家在应对季风洪涝灾害时，虽建有基础性防灾预警系统，但缺乏跨区域防控灾害机制；部分非洲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薄弱，难以应对突发疫情的扩散，2023年苏丹内战爆发后，其国内医疗系统近乎瘫痪，无法为平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障。这种国家治理能力的局限性，使得其在面对气候灾害、地缘冲突等不确定性时，极易陷入被动。
在区域治理层面，全球南方国家的区域合作机制缺乏韧性协同设计，难以实现资源整合与风险共担。东盟虽建立了灾害管理合作机制，但成员国在物资储备、人员调配等方面缺乏统一规划，2024年菲律宾遭遇超强台风时，仅能依靠本国力量救灾，区域内援助响应迟缓；非盟在应对成员国债务危机时，因缺乏统一的应急资金池与债务协调机制，无法形成集体纾困方案，只能依赖外部机构的援助。区域治理的碎片化，使得全球南方国家难以通过集体力量对冲风险。
在全球治理层面，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边缘地位构成其现代化进程的制度性障碍。历史上，国际规则多由北方发达国家主导制定，这些规则往往更契合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难以充分反映南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在WTO等多边机制中，尽管全球南方国家通过“77国集团+中国”等联合机制争取权益，在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等议题上实现了有限突破，但在高端制造、数字贸易、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的规则制定中，仍面临北方国家的规则霸权。北方国家通过构建排他性小圈子、强化技术封锁与专利壁垒等方式巩固优势，使得全球南方国家只能被动适应规则，难以参与到规则的顶层设计中，这不仅制约了其相关产业的国际化发展，也阻碍了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与自身地位相符的作用。
全球南方制度型开放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规则对接、规制互认、管理协同与标准联通，破解发展中的结构性困境。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与负责任大国，其引领作用并非单向规则输出，而是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实践载体、RCEP为区域合作标杆、自贸试验区为制度创新试验田，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构建适配南方国家发展阶段、契合集体利益诉求的开放合作体系，为全球南方对冲不确定性、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约针对全球南方“低端产业被淘汰、高端技术难突破”的产业困境，中国应将技术合作与标准共建作为制度型开放的核心抓手，构建“技术转移—产业培育—标准输出”的全链条赋能体系。
在技术普惠方面，打破高端技术垄断，构建无附加条件的技术合作机制。依托中国在光伏、风电、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技术优势，建立“全球南方技术转移联盟”，通过共建联合研发中心、技术培训基地等形式，向南方国家开放低成本专利授权，培育本土技术人才与产业链配套能力；复制推广“绿色技术适配改造”模式，例如将大型光伏电站技术拆分为适合非洲国家的小型分布式方案，将数字支付技术适配拉美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以避免技术转移中的“水土不服”。
在标准共建方面，牵头推动南方国家参与全球标准制定，摆脱“标准依附”。在新兴产业领域，联合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及非盟、东盟等区域组织，发起制定自主技术标准，如新能源设备接口标准、数字贸易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生物医药仿制药质量规范等，形成与西方标准并行的“南方标准体系”。同时，推动“南方标准”的互认与推广，通过RCEP等合作框架，实现区域内标准互认，逐步提升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等机构中的话语权，让全球南方从标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制定者。
针对全球南方的债务困境，推动构建“债务纾困+发展赋能”的一体化机制，将制度型开放与债务风险化解有机结合，破解“举债—违约—再举债”的恶性循环。
在债务重组方面，中国需主导建立南方国家自主的债务协调平台。依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推出“债务—发展”置换计划：将高息债务转换为用于生产性项目的长期低息贷款，重点投向基建升级、产业培育、绿色转型等领域，通过项目收益增强债务国偿债能力。同时，推动制定相关的“全球南方债务公平重组公约”，明确债务重组的透明化流程与责任分担机制，抵制北方国家通过绿色债务附加隐性条件的“债务绑定”行为，保障债务国的发展自主权。
在融资支持方面，中国应扩容适配南方国家需求的制度型融资工具。扩大“一带一路”专项贷款、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MFCC）的资金规模，设立“全球南方产业升级基金”，重点支持传统产业绿色改造与新兴产业培育。创新融资模式，推广“规则对接+项目融资”的联动机制：对接受区域自主规则、参与标准共建的国家，给予融资利率优惠与审批绿色通道，以融资激励推动制度协同。同时，推动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与债务结算中的使用，降低南方国家对美元的依赖，规避汇率波动引发的债务风险。
针对全球南方“高标准规则过载”与“自主规则真空”的双重挤压，中国应牵头搭建“基础规则统一+弹性条款适配”的多元规则框架，实现规则供给与发展需求的精准匹配。
在国际规则对接层面，中国需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北方国家主导规则的“本土化适配改造”。依托RCEP已形成的包容型规则实践，提炼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中间性标准”，在数字贸易、绿色转型、劳工权益等领域设立“基础义务+进阶选项”的双层规则结构：基础层聚焦降低贸易成本、保障市场准入等核心诉求，符合最不发达国家发展现状；进阶层为有能力的新兴经济体提供高标准规则对接通道，实现“越级式”发展。同时，借助“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峰会等平台，推动将此类梯度规则纳入多边贸易体系，打破北方国家的规则垄断。
在区域自主规则构建层面，中国应助力南方国家整合内部诉求，填补自主规则真空。针对发展梯度差异与利益多元性，推动建立“区域规则协调机制”，按产业领域与发展需求分类制定规则：在能源资源领域，协调能源出口国与进口国利益，构建资源主权保护与公平定价规则；在跨境基建领域，以中欧班列、中老铁路等项目为依托，形成统一的物流标准、通关流程与安全规范；在气候治理领域，结合小岛屿国家与非洲大陆国家的不同诉求，制定差异化的绿色融资与灾害应对规则。通过“分类协调、分步整合”的方式，逐步破解区域组织协商低效、共识难成的困境，强化全球南方的规则自主供给能力。
针对全球南方国家治理薄弱、区域协同不足、全球话语权缺失”的层级断层，推动构建“国家—区域—全球”三级治理协同网络，提升制度型开放的实施效能。
在国家治理效能层面，中国应助力南方国家提升制度制定与执行能力。打造治理能力建设伙伴网络，分享中国在市场监管、知识产权保护、营商环境优化等领域的制度经验，为南方国家提供政策制定咨询、法律法规修订指导与政务服务信息化改造支持。针对政策执行偏差问题，搭建“数字政务合作平台”，帮助南方国家建立精准的政策落地跟踪机制，确保补贴、减税等开放配套政策直达市场主体。
在区域治理协同层面，中国应推动南方区域组织的机制化升级。支持东盟、非盟、拉共体等区域组织建立“开放合作协调秘书处”，统筹区域内贸易规则、投资政策与基础设施规划，实现资源整合与风险共担。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中非合作论坛等为载体，推动区域组织间的规则互认与合作联动，例如实现东盟与非盟的通关标准对接、拉美与非洲的资源贸易规则协同，构建“跨区域制度型开放网络”。
在全球治理参与层面，中国应牵头提升南方国家的集体线国集团+中国”机制，在WTO改革、IMF份额调整等议题上形成统一立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变革。在数字贸易、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提出具有前沿性、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规则制度，打破北方国家的规则霸权，为制度型开放营造有利的全球环境。
对外部环境波动与内部风险叠加的传导困局，中国应引领南方国家建立“风险预警—协同应对—损失分担”的制度型风险防控体系，增强开放进程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在供应链韧性建设方面，中国应推动构建“区域供应链协同机制”。以关键产业链为核心，联合南方国家建立供应链风险预警平台，共享运输成本、生产约束、库存波动等实时数据；依托跨境基建项目，打造多路径、强节点的供应链通道，降低单一通道依赖风险；推动建立区域内产业互补合作机制，例如东南亚的电子组装产业与非洲的矿产开采产业联动、拉美农业与亚洲制造业互补，形成抗冲击能力更强的区域产业链体系。
在灾害与政策风险应对方面，中国应牵头建立“多元风险共治机制”。联合南方国家搭建全球气候灾害预警与救援协调平台，共享气象数据与防灾技术，建立区域应急物资储备库与快速调配机制，破解“灾害损失—发展滞后”的恶性循环。在经济政策领域，推动建立“全球南方政策协调论坛”，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沟通对接，避免刺激政策相互对冲；针对西方政策波动引发的外溢效应，制定联合应对预案，例如共同设立贸易救济基金、推出跨境支付替代方案，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对开放进程的冲击。
总而言之，中国引领全球南方制度型开放的核心逻辑是通过“规则适配、技术赋能、债务纾困、治理协同、风险共治”的多维举措，系统性破解南方国家的发展困境。这一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尊重南方国家的自主选择，不搞“一刀切”的模式输出，而是构建“各尽所能、各得其利”的开放合作体系，最终推动全球南方实现从“要素依附型开放”向“制度自主型开放”的转型，为世界经济格局重塑注入南方力量。
全球南方的制度型开放，绝非对西方模式的简单复制，而是在百年变局与多重不确定性交织下，以自主发展为核心、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新型开放实践。它能够精准回应全球南方“技术跃迁夹层”“债务纾困闭环”“规则适配错配”等结构性困境，通过梯度化规则体系、技术普惠与标准共建、创新债务纾困机制、多层级治理协同及风险共治网络，为南方国家打破依附型发展桎梏、实现自主可持续增长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与负责任大国，其引领作用始终立足南方国家的发展阶段与多元诉求，既不搞“一刀切”的模式输出，也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而是以规则对接、技术赋能、融资支持为纽带，推动南方国家凝聚共识、整合力量，从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塑造者，从技术的追随者转变为标准的共建者，从债务的承压者转变为发展的主导者。这一实践不仅强化了全球南方的内部协同与抗风险能力，更重塑了全球开放与治理的权力格局，为世界经济注入了包容普惠的南方动能。未来，全球南方制度型开放的深化，也终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转型。随着“南方规则体系”的逐步成熟、“南方标准”的广泛认同、南南合作的持续深化，全球南方将以群体性崛起的姿态，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全球发展赤字提供兼具实践价值与示范意义的“南南方案”。
